三十年戰爭結束後，帶來不少影響，西發里亞條約的簽訂牽動了歐洲國家情勢的變化，首先是戰勝的法國、瑞典是最大受惠者：法國取得了日耳曼西境的亞爾薩斯（Alsace）、麥次（Metz）、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土耳（Toul）、凡爾登等地；瑞典則取得日耳曼北部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不來梅（Bremen）、弗登（Verden）、魯根島（Rugen）等地，並且可派代表出席神聖羅馬帝國會議，這意味著神聖羅馬帝國的內政將被其他國家干涉。神聖羅馬帝國與其友邦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經過此次戰爭的打擊後，勢力大不如前，尤其是西班牙，喪失了原本的海上霸權後，又為了援助同宗的神聖羅馬帝國，耗費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國勢一蹶不振。反觀戰勝的法國、瑞典則因為獲得不少領土與利益，因而取代神聖羅馬帝國與西班牙成為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最強盛的國家。除此之外，三十年戰爭的主要戰場幾乎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為了報復敵方，兩軍幾乎都採取趕盡殺絕的燒殺策略，不論是新教或是舊教的信仰者，無辜的人民都是戰火下的犧牲品，他們飽受戰火荼毒，流離失所，家園殘破，滿目瘡痍。戰事長達三十年，教育文化事業被迫中斷，對外貿易也趨於停滯，日耳曼人民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據統計，在三十年戰爭後，日耳曼境內的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六分之五的農村遭受戰火蹂躪，慘況不忍卒睹。除了經濟民生的百廢待興外，為了削弱神聖羅馬帝國的力量，西發里亞條約中特別規定給予帝國境內二、三百個諸侯獨立主權，意即這些諸侯可以自由與外國締約或交戰。如此一來，哈布斯堡家族只不過是日耳曼境內的一個諸侯，神聖羅馬帝國形同虛設，只是一個無權且鬆散的帝國。二、三百個諸侯雖然獲得了獨立主權，但缺少了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領導，也延遲了日耳曼的統一。不過，也因為戰爭的慘烈，在戰時便有許多關懷人文的學者希望能組織一個和平機構，以避免殘酷的戰爭與扶助在戰爭中死傷的平民，荷蘭人格羅秀士（Hugo Grotius，1583-1645）是其中的代表。格羅秀士精通國際法，他目睹三十年戰爭期間的悲慘景象，皆起因於新舊教徒彼此仇視，乃極力提倡「宗教寬容」，並在1625年完成《戰爭與和平法律論》（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一書，呼籲國際間應制定出一種不論戰時或是平時，任何國家都必須遵守的國際公法，而開創了近代「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的先河。 三十年戰爭雖是以宗教戰爭開始，但最後卻演變成為政治戰爭，歐洲各國的政治野心暴露無疑，完全喪失宗教原本勸人良善的本質。經慘烈的三十年的戰爭之後，歐洲人終能自省，明白宗教寬容的重要性，使得日後歐洲不再發生宗教戰爭。

法顯，（399?416）東晉高僧，平陽郡武陽（今山西省襄丘縣）人。俗姓龔，三歲為沙彌，二十歲受比丘戒。因感於當時律典的缺乏，乃於晉安帝隆安三年，以六十歲高齡，結伴十人同行，徒步經西域和中亞十國抵達天竺（印度）求法。

鴉片戰後，中國於1844年 (道光24年)所簽的中美、中法五口通商章程中，允許外國人在五口建造教堂，中國人若將禮拜堂或墳地觸犯毀壞，地方應嚴拘重懲。同一年，道光皇帝准許中國人至外人建造的天主堂作禮拜、入教，正式廢除了對基督教的禁令。1846年，道光皇帝頒佈諭旨，認為天主教是勸人為善，與其他邪教不同，因此准免查禁，並且歸還康熙年間的天主教教產。道光所頒佈的諭旨，明確規定傳教士的活動僅限通商口岸，仍然禁止入內地傳教。至英法聯軍後簽訂的天津條約中規定，中國有保護傳教的責任。咸豐10年(1860)的中法北京條約，允許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地建造教堂、醫院，中國人民任其信教，地方官須善待保護。條約對天主教的保護，易引起民教衝突，造成教案頻生。雍正禁教後，教堂多被沒收充公，有的已改建，有的是多次易手，要查還相當困難。傳教士仗著條約和外國的勢力，常不顧實情，任意需索，要求會館、書院、廟宇等，應予退還，甚至強迫買賣田地、低價勒索，或強迫官方撥用土地，遭致民間反感。此外，傳教士深入內地傳教，也常攻擊、破壞中國一些傳統習俗，或干預訴訟，使中國社會秩序大受動搖。再者，教民破壞神像、毀壞祠堂，民間酬神賽會演戲時，教民既不出資，又參與觀戲遊樂，讓平民心生不滿。種種民教之間的誤會、衝突，皆在條約保護、內地傳教後一一浮現，教案也隨之發生。

利瑪竇，字西泰。1552年生於義大利，1583年來到中國，1601年進入北京，之後的10年，利瑪竇憑藉其精湛的數學、天文知識和宗教熱忱，結交士大夫，努力融入中國社會之中。利瑪竇不但通曉中文，而且熟讀五經，擅常用儒家的經典來解釋基督教教理。其豐富的學識和無礙的辯才令人佩服。在中國知識份子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流。此種傳教模式，被其他相繼來華的耶穌會士採用，使耶穌會在中西文化、教育、宗教等的交流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利瑪竇精於數學及地理，懂得製作天體儀和地球儀，並常製作日晷贈與中國官員。為了能順利將天主教向中國傳播，利瑪竇認為應該從中國的上層階級著手，因此努力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廣泛的與士大夫交遊，並且認同中國人的祭祖等傳統風俗。他肯定中國人是一個崇尚自然理性的民族，認為儒家思想並沒有和基督教義理有相衝突的地方。他透過向中國的士大夫介紹西方自然科學與思維方式來傳教。1609年，利瑪竇創立「天主教聖母會」。他除了向受洗者講說天主教義理外，也繼續研究中國文學、史學與經典。後來，他在北京籌建了一座大教堂，親自監工，不辭勞苦。1610年，利氏病逝，享年57歲。明廷為了表示哀悼，賜予葬地，可見利氏在明帝心目中的地位。

土地公的信仰由來已久，在很久遠的上古時代，人們還沒有足夠的知識、能力與大自然對抗，對於未知的大自然有著敬畏和感謝的心情，一方面害怕山川之神或日月星辰的神明降災禍，另一方面，他們相信掌管土地的神明，可以控制農作物的豐收與歉收。所以為了表示對掌管土地神明的尊敬與感謝，因此祭拜土地神，祈求保佑耕作順利。人們把掌管土地的神明稱為「社」，在商、周時期是以「示」這個字當作「神」字使用，所以「社」這個字拆開來就是「示」和「土」，表示「土地的神」的意思，「社神」也就是中國的土地神。在古代，「社」除了表示土地神，也可用來表示祭祀的場所，祭祀場所會以立石或種樹表示，所以許多土地公廟旁都會種植大樹，甚至田在田裡頭會以石頭代替土地公。每當清明節掃墓的時候，總要先祭拜墓旁邊的「后土」，大家都將「后土」視為土地公。《史記》中記載：「湯以伐夏，祭告后土」，「武王以伐商，祭告后土」，可見夏商周時期，后土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國家有何大事都需祭祀告知后土。在其他許多古書中都有提到「后土」一詞，有的認為是人名，有的認為是神名，也有說成是官名，但不管怎麼說，「后土」都是與土地的崇拜或祭祀有關。「后土」既然是掌管土地之神，當人們面臨親人死亡要安葬造墓時，就必須在墓地的旁邊祭拜后土神，除了祈求后土神能允許在土地開工外，也希望后土神能幫忙守護這個墓地。

古時候的每個月初一、十五，商人都會約定地點作交易，於是就逐漸形成了「市集」，在交易完成之後的第二天，就是初二、十六，為慶祝交易成功，便會宴請家人和工人，但是在吃飯之前會先祭拜土地公，感謝土地公保佑他們有豐盛的農作物或家禽，使他們有物可「易」，也感謝土地公保佑使他們交易順利，換得自己所需的民生用品。「頭牙」是指每年第一次祭拜土地公的日子，也就是農曆二月二日，因為正月初二，正當農曆過年期間，所有神明都要回到天廷，所以土地公不在人間，而正月十六時，與上元節（元宵節）僅相隔一天，所以將每年第一次做牙定在二月二日，也就是「頭牙」，而十二月十六日則是最後一次做牙，就稱為「尾牙」。虔誠的人們在每個月的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固定會祭拜土地公，另外每年有兩次更盛大的祭祀活動，一個為農曆的二月二日，這一天除了是商人們做頭牙之外，也是土地公的誕辰日；另一個是八月十五日，是土地公得道升天的日子。二月二日是春祭，祈求土地公保祐農作物生長順利；八月十五是秋祭，秋天收成之後，感謝土地公的保佑豐收，也就是所謂「春祈秋報」。這兩天，家家戶戶都會宰雞殺鴨，準備豐盛的祭品虔誠祭拜，也會在土地公廟前的演平安戲，又稱為 「土地公戲」。「安土地公金」就是在二月二日祭拜土地公祈福時，農人會以竹枝夾著金紙（土地公金），插在田中，祈求豐收。到了八月十五日會重複，以感謝土地公庇佑農作物豐收。「安土地公金」也稱為「安土地公拐杖」，民間流傳土地公是白髮蒼蒼的老伯伯，行動比較為不靈活，人們就以竹枝或蘆葦枝夾土地公金插在田地上，當作土地公的拐杖，而土地公金，則是作為答謝土地公之「禮數」。另一種說法認為「安土地公金」是土地公看管的標記，表示這塊田是土地公的管轄區域，就如同俗諺所說：「土地靈，虎豹不入境」，兇猛的野獸、妖魔鬼怪等，看到土地公金不敢隨便入侵，農作物自然可以豐收。

從《古蘭經》經文中可得知伊斯蘭教有六大基本信仰。一、信仰真主阿拉，祂的神聖性是絕對的，獨一無二；二、信仰天使；三、信仰經典，相信它是真主的最後一部經典；四、信仰使者，相信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後一位使者；五、信後世，相信死後復活和末日審判；六、信前定，相信宇宙一切人、事、物的發生都是真主安排和事先制定的。接受這六大信仰，就是伊斯蘭教的成員，但要成為一個完整的穆斯林，更要確實遵守五項宗教功課（Ibadat），這是穆斯林必須履行的基本責任。中國通稱五項宗教功課，念、禮、齋、課、朝為五功。「念」功，為五功之首，主要是指唸誦「清真言」或「作證辭」及一切讚頌真主的經文。其中心誠口服地唸誦清真言（al-kalimahal-Tayibah）：「萬物非主，唯有阿拉，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這是最基本的念功。「禮」功，又稱為「拜功」是信仰的支柱，指穆斯林面向麥加克爾白天房誦經、祈禱、跪拜等一套宗教儀式的總稱，它可以分為日禮、聚禮、會拜三類。最為人所知曉的是，每日五次的禮拜，為晨禮（破曉時）、晌禮（正午過後）、晡禮（太陽偏西時）、昏禮（黃昏）、宵禮（入夜），五次禮拜各有其特有的時間和儀式。此外，星期五的「主麻日聚禮」（Jumuah），所有穆斯林聚集在一起禮拜，可以彼此相互了解，也可以激發團體意識。「會拜」每年兩次，在開齋節（教曆10月1日）和宰牲節（教曆12月10日）各一次。禮拜是使人完全成為穆斯林的一種訓練課程，令人可想到自己與真主間的約定，感覺真主就在面前。「齋」功，每年伊斯蘭教曆的拉瑪丹（9月）全月齋戒。封齋期間，每天從破曉到黃昏，一般穆斯林不論如何飢餓口渴，完全都不能飲食。透過齋戒，穆斯林可以學會克制慾望，磨練心志，清心寡欲，獲得責任感和忍耐精神，並堅定信仰。「課」功，即繳納定量的課稅。如果穆斯林經濟狀況超過某一定特定水準，必須從他每年現款盈餘提出千分之二十五給一位值得幫助的人，施捨越多，真主給他的報償也越大。穆斯林可以藉此培養犧牲精神，免於自私及過度追求財富。「朝」功，即穆斯林在條件允許下，一生應朝覲麥加一次，如果不行可雇請別人代替朝覲。踏上先知出生之地，是穆斯林一生的夢想，完成朝功的穆斯林可以獲得「哈吉」（hajj）的榮譽稱號。朝覲季開始於伊斯蘭教曆的十月一日，為期70天，在教曆12月朝覲月的8日至12日期間朝覲，稱為「大朝」或「正朝」，其他時間朝覲稱為「小朝」或「副朝」。朝覲儀式：穆斯林先在規定地方受戒，遊轉天房，夜宿米那（效法先知在此休息），進駐阿拉法特平原上做禮拜，在薩法（Safa）和麥爾臥（Marwah）兩山之間來回奔跑七次。保衛伊斯蘭信仰，雖然不是基本教義，但古蘭經和聖訓卻一再強調其重要性。若宣稱信仰伊斯蘭教，則必須保衛伊斯蘭教，「聖戰」（Jihad）是護教的一部份，其意思為盡一己之力而奮鬥。但就教法（Shari’ah）而言，聖戰是指完全以真主之名與壓迫伊斯蘭教的敵人作戰，逃避此責任就是罪人。

當馬丁路德的思想與著作陸續傳入英國時，吸引了不少支持者，但英國的貴族及教會都反對新教，英國政府因而採取嚴厲的反新教措施，將路德的學說斥為異端，禁止新教言論的散佈，逮捕倡導新教的改革人士，當時的國王亨利八世甚至還親筆寫了一篇「七大聖典衛護論」（Defense of the Seven Sacraments）以反駁馬丁路德，並且為了表示忠於教宗，還特別包裝以金色封面，派遣特使呈獻給教宗李奧十世，李奧十世封贈亨利八世為「信仰衛護者」（Defense of the Faith）。不久之後，亨利八世卻因為婚姻問題而與羅馬教廷決裂。原來亨利八世的哥哥亞瑟（Arthur）娶了西班牙公主凱薩琳（Catherine）為妃，不到半年，亞瑟去世，為了延續與西班牙王室聯姻的機會，便將凱薩琳改配給亨利八世。凱薩琳比亨利八世大六歲，兩人所生的子女多數夭折，只有瑪麗（Mary）一人存活，加上凱薩琳已難再生育，於是亨利八世想起了舊約聖經中所言︰「人若娶兄弟之妻不能生子」，認為自己應是違背天意而遭天譴。此時，亨利八世迷戀上凱薩琳身邊年輕貌美的侍女安妮寶琳（Anne Boleyn），深得亨利八世喜愛。亨利八世於1527年向教宗提出離婚要求，以年幼被迫與寡嫂成婚為由，請求當時的教宗克力門七（Clement Ⅶ）批准其離婚案。面對此案，克力門七世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若批准了離婚案，則勢必為教廷埋下後患，因為凱薩琳是西班牙兼神聖羅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姑母，而且查理五世的軍力控制了羅馬等地；若不批准離婚案，則又得罪了亨利八世，克力門七世只得採取拖延戰術，壓下此案不批。亨利八世對教宗的拖延感到不耐煩，在國會的支持下，遂自任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成功結束他與凱薩琳的婚姻關係。亨利八世雖然脫離了羅馬教會的控制，但英國國教派仍保有舊教的教會組織、教義解釋、禮拜儀式等。直到1547年，亨利八世病逝，年僅九歲的愛德華六世（Edward Ⅵ，1537-1553）即位。因為輔政大臣傾向新教，坎特伯里大主教克蘭姆（Thomas Crammer）在1548年寫成「公共祈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一書，並經國會通過，下令全國的教堂一體遵行。政府積極的清查教堂的財產，同時焚毀與天主教相關的著作或是祭品，甚至禁止望彌撒，使得舊教在英國反而成為異端。西元1553年，愛德華六世病逝，其姊瑪麗繼承王位。瑪麗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新教信仰者當政的時期，她的信仰讓她飽受苦難。1554年，她下令全國恢復天主教信仰，規定新教及其他教派均屬非法，不得活動與散發出版品。但英國國內的新教勢力並未因此衰微，瑪麗王后甚至聽聞新教徒正策劃叛變，為了貫徹天主教信仰，大開殺戒，前述的大主教克蘭姆也是殉道者之一，受迫害的新教徒因此稱她為「血腥瑪麗」（Bloody Mary），這段迫害時期並不長，她在1558年病逝，由亨利八世與安妮寶琳的女兒伊莉莎白一世即位。 羅馬教廷因為伊莉莎白一世的身世而拒絕承認她合法的英王地位，伊莉莎白一世決定恢復新教，使得英國教會再次脫離羅馬教宗而獨立，確立英王是英國國教派的領袖，並且修訂「公共祈禱書」，通令全國各教會採行。西元1563年，制定「三十九信條」（Thirty nine Articles），作為全英國國教派遵守的教規，奠定了英國國教派的教禮、教義之基礎。伊莉莎白一世不僅打壓了天主教徒，也不能容忍新教的極端派—清教徒（Puritans）的批評，這些清教徒後來便遠走北美洲，開闢新天地。

現代埃及首都位於尼羅河三角洲頂點的開羅，位於非洲東北角與亞洲的西南角。西與利比亞為鄰，南與蘇丹交界，東臨紅海並與巴勒斯坦接壤，北臨地中海，國土面積100.2萬平方公里。埃及國土形狀接近方形，尼羅河河岸谷地約20至30公里寬，屬於狹長的耕地，河谷東邊為阿拉伯沙漠(Arabian Desert)，西邊是利比亞沙漠(Libyan Desert)。

由於，日本在上一階段對台灣所實施的幣制改革，採行「流通銀塊的金本位制」，既衍生釵h相當嚴重的問題，特別是由貨幣投機所引發的弊端為甚，迫使日本不得不進行幣制再改革。而日台之間及台灣對外貿易的需要，加上日本「站在開發南方與擴張南進政策之立場」，即考慮其末來向中國南部及南洋地區的侵略，將以台灣為基地或跳板，亦有需要將台灣的幣制加以再改革。乃於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光緒三十年）七月一日起，修改法令，規定台灣銀行開始發行「金券」，由是日本對台灣幣制的進一步改革，即告展開，邁向施行與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度，同時，也就進入其對台灣幣制改革的完成階段；經過五年半的時間，至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宣統元年）底，台灣原有的各種雜亂貨幣，以及台灣銀行在先前所發行的「銀券」，都整理與兌換完畢，台灣的幣制改革即告完成。此距日軍於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光緒二十一年）五月開始登陸的時問，已歷時超過十四年半，不可謂不長。台灣自漢民族大量移入後，歷經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之統治，明鄭時期及入清以後的經營，嗣有咸豐年間的開港，繼之遂為日本人所領有，在各不同的時期，俱有新增的貨幣，故在日本人進行整理與改革以前所流通的貨幣，常是極為複雜與混亂，迨至本階段結束時，乃已初步建立可與其時世界潮流相契合的現代貨幣體制。同時，先前的貨幣雜亂現象，大致上宣告終止。惟在實際上，仍有一部分銀幣於有限的範圍或地區內流通，並又經過約計九年的時間，直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時在1918-1919（大正、民國七、八年）間，由於世界銀價空前暴漲，於是銀幣多被熔化，而後方告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