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名祖詒，字廣夏，號更生，廣東南海人。清光緒二十一年進士，為晚清維新改革派領導人物。1898年與梁啟超一起進行『戊戌變法』，輔佐光緒皇帝變法維新，戊戌政變後被迫逃往海外，於加拿大組織保皇會，並策劃唐才常發動自立軍起事。歸國後民國六年參與張勳復辟失敗，民國十六年在青島病故。其主要著作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書」、「康南海詩集」。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為康有為之徒，與康有為共同推動變法，世稱康梁。戊戌政變逃往日本，創辦新民叢報大力提倡改革與立憲制度，不斷宣傳西方的制度、思想、觀念，使眾多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觀念受其影響而轉變。雖然在清末主張君主立憲，反對革命，但在民國成立後，又堅持維護共和制度，反對袁世凱的帝制和張勳復辟，而與康有為決裂，民國十八年在北京病故。其主要著作為「飲冰室文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少年時喪母，讀書廣博卻屢試不第，為人生平好任俠，胸懷濟世大志，甲午戰爭後投身政治運動，宣揚變法思想，與康梁師徒共同推動變法。由於維新派並無實權，譚嗣同尋求袁世凱的幫助，卻遭到袁世凱的背叛，使守舊派發動政變。譚嗣同於政變後雖有機會可以脫逃，但卻在瀏陽會館坐等官兵逮捕入獄，最後與劉光第、楊深秀、林旭、楊銳與康廣仁共六人，被斬於北京菜市口刑場，行刑前譚嗣同向圍觀百姓高聲大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後人稱之為「戊戌六君子」。其主要著作為「仁學」。

這一場近代化的路線之爭，雙方的主張都有一定的堅強理由。戊戌政變後，雖然立憲派遭到挫敗，但仍然取得較多數國人的支持。尤其是在日俄戰爭後，日本獲勝的事實被視為是君主立憲戰勝皇帝專制的鐵證，又因為清廷下詔進行預備立憲，使得中國在這一段期間仍然是以君主立憲為政治路線的主流，革命派仍未取得多數人的支持。但隨著時勢的變遷，庚子拳亂、皇族內閣等一連串事件讓多數人認清清廷並無改革的誠意和能力，革命派最後成為清末政治運動的主流。

光緒二十八年成立法律編修館，將現行律例參酌各國法律重新制訂。停止捐納實官，裁汰各衙門蠹吏差役，歸併詹事府、通政司於翰林院，裁撤路礦總局、河道總督、雲南湖北廣東各巡撫。設立督辦政務處，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新設立商部、巡警部、學部。與原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合稱十部。光緒三十三年改巡警部為民政部、戶部為度支部、兵部為陸軍部、刑部為法部、工部和商部合併為農工商部，增設郵傳部。軍事：光緒二十九年設立練兵處，全國擬成立新軍三十六處。停止武科考試，裁減各省綠營防勇，命各省籌設武備學堂，成立常備軍，一律學習新式槍砲、改西法操練。實業：提倡實業為富強之本，命親貴大臣出洋考察。保護實業、統一貨幣、設立銀行，頒佈獎勵工商業章程。教育：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光緒二十七年開經濟特科，錄用外洋留學生。各省城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設中學堂，各州縣設小學堂，命各省選派學生出洋留學，停止鄉試、會試及各省歲科考試，光緒三十一年正式廢除科舉制度。其他：允可滿漢通婚，戒除纏足惡習，禁止鴉片。

中國歷史上，自從王莽、王安石變法失敗以後，在政治上就很少有人再敢輕言變法了。然而鴉片戰爭以後，排山倒海而來的西力衝擊乃是一場千年未有的大變局。迫使若干對於時代有著敏銳觸感的讀書人，朦朧地認識到墨守祖宗之法已是不可行了。最早見諸於議論並有具有具體積極主張的有魏源、馮桂芬等人。魏源的見識承認了中國在器物方面完全不如西方，然而馮桂芬則更進一步的注意到中國在軍事以外的缺失「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率先呼籲在政治制度方面進行改革。甲午戰爭後，中國的政治運動即存在二股政治勢力的分立，一股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領導的改革派，一股為孫文等人所領導的革命派。大體來看，兩者均是主張從制度變革的方式來進行，只是在手段上有溫和與激烈的差別。在初期，改革為主流力量，獲得多數人的支持，然而在經歷庚子拳亂與皇族內閣事件後，維新派對於清廷改革的誠意，大失所望，轉而支持革命。革命運動於是成為主流力量。在戊戌政變、庚子拳亂和皇族內閣等一連串事件中，維新派的勢力雖然一再地遭受到打擊，但主張維新改革的人士依舊寄望於清廷，例如康有為始終寄望於光緒皇帝，梁啟超雖然曾經與革命派人士合作，但最後還是回頭支持君主立憲的路線。雖然動機與革命派一樣是為了自強救國，但是他們最大的盲點在於錯認清廷有改革的誠意。他們誤以為只要不斷的宣傳請願，就可以使清廷接受他們的主張進行改革，但事實證明清廷不過是藉著君主立憲的招牌企圖繼續保有政權，而多數的官員與士紳也只是以維持自己的地位與利益為目的而支持維新，不可能真正的進行改革。中國近代化運動第二階段以制度改革為核心精神，在這個階段中出現了維新與革命二條路線之爭，固然最後革命路線在激烈的路線論爭中取得勝利，但是維新派人士質疑革命路線所可能造成的惡果，都在民初紛亂的政局中，一一出現。至此，不論是改革或革命，僅是進行制度的變革並無法有效達成自強救國的目標。在民初紛亂的政局中，知識份子開始進一步宣揚新觀念、新思想，質疑批判固有的傳統思想文化價值。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後，思想文化的革新成為主要重點，中國的近代化改革進入第三個階段。總結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道路上，共可以分為器物改革、制度變革、思想文化革新三個階段。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共經歷了約80年的時間，當我們檢視這段歷史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時，可以發現其實有不少的知識份子，他們的思想主張走在時代前端，然而時代環境的氛圍與條件並無法支持這樣的思想主張的可行性，無法獲得多數人的支持，但卻在往後社會內部環境逐漸變化後慢慢形成可以支持這樣的思想主張，因而成為時代主流。譬如鴉片戰爭時期的魏源、馮桂芬；甲午戰爭時期的康有為、梁啟超；立憲運動時期的孫文。另一方面，甚至會出現某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主張竟然從激進改革路線退縮為保守傳統路線，例如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檢視他們的思想主張的內容，其實前後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實際上是時代社會環境改變的太快，令他們的思想主張反而呈現退縮的現象。如果將這80年來的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張加以先後整理，其實可以拼湊出一張完全符合中國近代化路線演進的藍圖，從器物改革演進成制度變革，再從制度變革演變成思想文化革新。

立憲派認為革命將導致內亂及列強瓜分危機，應設法改良現有政府，實行立憲。革命派認為革命志在建立民國，有正當目標與嚴格法紀，因此只會有短期的革命行動，不會有長期的內亂。列強干涉方面，縱使情勢引起國際干涉，亦無須畏懼，因為如此將促使國民同仇敵慨。至於現在的政府，絕無改良的可能，也無改革的誠意，無法期待在體制內進行改革，只有將其推翻，才能挽救國家。梁啟超對於革命黨「驅除韃虜」的號召，深表反感，斥之為「小民族主義」，主張文化民族主義，認為應將國內各民族視為整體，以對抗列強侵略。革命派則是主張種族民族主義，認為必須打倒腐敗的外族政權，民國成立以後，國內各民族獲得平等才能融為一體。立憲派認為當時中國人程度尚無資格實行民主政治，即使君主立憲亦不能行，只能先實行「開明專制」，訓練人民政治能力，再轉移至立憲。革命派則引用天賦人權學說，強調自由人權是人類所共同具有，天生具備擁有的權力與能力。只要民國政府一成立，可以透過制度運作。工業革命後，西方各國貧富日益懸殊，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避免中國未來重蹈西方覆轍，革命派主張「土地國有」。立憲派則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組織優於西方，土地兼併不劇，如實行土地國有政策，將導致更多問題，強調當前應做的是獎勵資本、保護勞工。

清末的立憲運動，主要是利用組織團體、刊物宣傳、群眾請願的方式加以進行，以集體的名義向皇帝和官方機構表示意願。在立憲運動的過程中，先後出現了許多勢力龐大的團體。他們一方面在民間網羅支持者，一方面向清廷請願施加壓力，以促成君主立憲的早日實施。這些勢力龐大的團體，主要可以分為帝國憲政會、政聞社和預備立憲公會。帝國憲政會的主持人是康有為，本部在紐約，是由之前的保皇會改組而成。其主要主張有二，希望光緒皇帝出面主持大政、回應全國要求立憲的潮流。由於康有為是戊戌政變後的通緝犯，所以帝國憲政會的主要勢力在海外，參加者以僑民為主。政聞社為梁啟超所組，地點設在東京，主要成員多為旅居日本的華僑和留學生，因此活動範圍集中在日本，其主要訴求為要求清廷「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預備立憲公會的主持人為清末狀元張謇，參加成員多為官場與實業界人士，主要來自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他們的訴求主要在請願速開國會，清末幾次大規模的請願速開國會運動，策動人物主要即來自預備立憲公會。

甲午戰爭後，西方列強興起一股瓜分中國、強行租借沿岸港灣、劃分勢力範圍的風潮，其中東北及長城內外成為俄國勢力範圍，並強行租借旅順、大連。山東港灣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並在天津、漢口設立租界。西南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並租借廣州灣。福建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長江流域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由於英國的在華商業利益反而因此次的瓜分風潮大受限制，再加上美國不願中國的瓜分而影響其在東亞的利益，於是具有強大商業競爭優勢的英美二國共同研商討論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可能性。1899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照會西方列強各國，提出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主要內容有二，第一：各國在中國勢力範圍內或租借地內對通商事業或投資事業，不得加以干涉。第二：中國現行海關稅率，對於勢力範圍內之口岸的貨物進出，均為適用，稅款由中國徵收。這項門戶開放政策列強各國陸續同意。但由於此項政策主要在於強調要求均等的貿易機會與待遇，全是以通商經濟利益為考量，未顧及到中國政治主權與領土完整。在義和團事件爆發後，海約翰再度通牒各國，添加一條中國行政領土完整的原則。美國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至此方算完備。

由於新政實際上並未超過戊戌變法的範圍，再加上慈禧缺乏誠意，對於漢人的防範挾制愈來愈嚴，因此多數新政無法跟得上民心與環境的改變，徒成具文，略有成效僅有數項而已。更因為義和團事件釀成八國聯軍大禍後，民眾對於滿清政府的改革誠意與能力逐漸失去信心，革命派的思想傳播逐漸開展，與維新派的路線論爭取得優勢，滿清政權的基礎逐漸動搖。

王政復古後，日本仍然有不少的封建諸侯，因此明治政府決定廢除封建制度、1869年天皇發表詔書，所有封建諸侯必須將權力交還給天皇，從此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透過有效廢除封建制度，明治政府得以集權中央，有效推行往後的改革措施，這是日本明治維新能夠順利推行的一個重要原因。1889年2月，明治天皇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成為君主立憲國家。強調天皇享有最高權力，可決定一切政務，並設置首相與帝國議會。但此部憲法和西方的民主政體或君主立憲有所不同，它強調天皇是神的後裔，將天皇神格化，並不是一部民主的憲法，也因此權力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德川幕府時代，日本是一個有嚴格的階級劃分制度的社會。除武士階級、士農工商一般平民外，尚有非人、穢多等賤民階級，社會內部問題嚴重。明治維新開始後，取消非人、穢多等賤民階級，使其與一般平民平等。明治維新開始後，日本全國學習西化。各種軍事工業、民生工業，諸如造船工業、紡織工業等都大力學習西化。並且普?設立西式學校，大量翻譯輸入西方各種制度與理論學說，日本從此逐漸轉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制訂全國徵兵法，模仿德國軍制建立新式陸軍、模仿英國軍制建立新式海軍。不過雖然新式軍隊的建立皆是按照西方的軍事制度，不過日本仍然強調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影響日後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生。

奧古斯都去世後，緊接著的四個皇帝與奧古斯都有親屬關係，皆屬朱利安(Julius)與克勞狄(Claudius)兩個氏族的成員，因此稱為朱利安．克勞狄王朝，但這四位帝王並不稱職，尤其是這個王朝的最後一位帝王－尼祿(Nero)更以荒淫暴虐聞名。羅馬帝國承受住了這些帝王的暴政，西元96年至180年羅馬連續出現五位賢明的帝王，分別為內爾瓦(Nerva)、圖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東尼奧(Antoninus Pius)及奧里略(Marcus Aurelius)。這五位帝王謙虛、愛戴臣民，此期間亦為奧古斯都之後羅馬帝國最強盛的時期，因此稱之為「五賢帝」時代，一些羅馬帝國的基礎建設，如：法律、度量衡及道路交通等都在此時代獲得統一。有文人將這個年代稱讚為「人類最幸福的年代」。 五賢帝時代的輪政方法也相當和平，他們都有選定繼承者，然後收養其為義子，以避免輪政交替時出現的動盪。五賢帝的最後一位帝王奧里略，深愛哲學，為斯多噶派哲學家，有哲學家皇帝之稱。雖然他勤政，但當時羅馬帝國已出現衰勢，因日耳曼人的侵擾，奧里略親率軍隊作戰，軍費龐大，對羅馬帝國造成負擔，且此時瘟疫大作，使得羅馬帝國國勢由盛轉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