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黃玉階首先倡組「臺北天然足會」。其後，各地有識之士紛紛成立「解纏會」、「斷髮會」或「風俗改良會」，以身作則，鼓吹放足斷髮。十餘年間，逐漸掀起熱潮。接著，總督府趁勢利用保甲制度，全面推動放足斷髮，在警察監督下，保正、甲長至各戶調查仍保留纏足辮髮人數，限期實行放足斷髮，或舉辦集體放足斷髮大會、慶祝會等，以倡導改革風氣。最後，達到普遍放足斷髮的目標。黃玉階先生，生於1850年，台中梧棲人，32歲來到台北大稻埕，是台灣第一位領取漢醫執照的人。他反對纏足，認為那是不健康的，所以提倡「天然足會」，也發起「斷髮不改裝」運動，是推動台灣現代化的功臣之一。1900年，受中、日社會新氣象之刺激，以及日本官民之鼓勵，有「台北天然足會」之成立，號召社會中、上階層入會，以身作則，倡導解放纏足，惟進展甚緩，至1905年仍有三分之二的女子纏足，放足者僅占纏足者的1.1%。

二次大戰期間，由瑞士畫家兼建築師賈內荷(Charles-Edouard Jeanneret，1887-1965年)和德國建築師也是設計師的密斯?范?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年)兩位建築領袖發展出直截了當與簡單明瞭的風格特色，前者以筆名柯布榭(Le Corbusier)聞名於世，他把房子定義為「一個居住用的機器」，認為房子應以理性的態度來構想、設計和建造。許多有天份的建築師都受這樣觀念啟發。葛羅培斯就對包浩斯的師生說：「我們的目標是清楚的有機建築，建築內部邏輯會藉由立面和策略來發散並展現；我們要讓建築適應這個充滿機器、收音機和快速汽車的世界，要讓一棟建築的功能清楚的從形式的關係中顯現出來。」柯布榭的理想在撒瓦伊別墅(Savoye House)設計案中幾乎實現。

回回飲食又稱「清真飲食」，專指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飲食，「清真飲食」一詞約在明末清初時出現。因為受伊斯蘭教義約束，回族的飲食中，對於具有食肉、勾爪、污穢等十數種特徵的動物，都禁止食用，讓「回回飲食」自成一系，獨立於漢族飲食外。由於回族分布甚廣，依居所不同有各自不同的主食，北方回族偏麵食為主，最具特色的食品，就屬西北回族的「拌麵」、「?」、「?」、「泡饃」跟「抓飯」了；江南回族則好米食，他們的「手抓飯」也相當有名。副食則是蔬果、禽鳥與蛋、魚跟肉為主，北方的回族特愛食用牛、羊肉；南方則是則以雞、鴨、魚為主，烹調法以烤、扒、蒸、炸、涮、燒、爆、醬為主，調味重，偏鮮鹹，對於醃菜類也相當喜好。「陜西菜」又稱作「秦菜」，陜西可說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傳說自黃帝時代開始，中國人就在這區域活動，若依史料記載來看，中國王朝自周朝起直到唐代，就常在此區的關中建都，由於關中地區自古便物產豐饒，並與西亞、北亞往來頻繁，因而烹調方式相當多樣，也帶著濃厚的塞外風情。二次大戰間，許多沿海居民遷居此地，讓蘇、浙菜系進入此區，促進了陜菜新一步的發展。此區的菜系分「關中、漢中、陜北」，「關中菜」為主流，口感偏酥爛，調味濃重；「漢中菜」的食材使用廣泛，味道偏辣、鮮；「陜北菜」取羊肉為主要食材，口味亦偏酥爛、燙口。陜西為古都所在，物產豐富，因而在許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年代，也吸收了許多種民族風采，許多自西域帶回的食材，也在此區廣受採用並擴散開來，隨著食材傳入，也傳來了西域的烹調法，像原稱「胡餅」的「燒餅」的製作法就是一例。地理鄰近北疆，遊牧風采也時常可見，所以陜西的菜色始終充滿著古趣與外族風味。甘肅是古代絲路要衝，西域瓜果經此傳入，而黃河又流經蘭州，使得蘭州瓜果頗有名聲。此地回族人口眾多，回族對於製麵頗精，因而此區的麵食種類繁多，最為有名的大概就是創始於清光緒年間的「蘭州拉麵」，創始者「馬保子」就是回族人，所以他的牛肉麵就秉持回族飲食要點，以原味質樸為上。

在纏足風氣盛行的年代，有許多男性對「蓮足」的喜愛，達到痴狂的程度，甚至有些文人手中若不握一隻弓蓮或小腳，則無法讀書寫作。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人皆對纏足表示贊同，宋人車若水是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在著作《腳氣集》中表明，將四、五歲無辜小女孩的腳纏得那麼小，是件很殘忍的事，不明白纏足與限制婦女活動有什麼好處？另外，宋代理學家程頤也對纏足不表贊同，因此力行不准族中女子纏足。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纏足不僅認為是種美的代表，甚至成為女子是否能嫁到好婆家的重要憑藉，故纏足成為主流風尚。日後，對纏足提出更強烈質疑、反對的意見者，則一直要到了清朝。纏足在清時可謂到了極盛時期，雖然在滿清入關時，禁止女子纏足，但主要的對象是針對滿族婦女(滿人並無纏足習慣)。至於漢人婦人，當時一方面在服飾上有「男從女不從」的規定；另一方面，因漢人纏足對滿人的統治無不太大危害，故纏足並沒有受到清官方太大的反對和禁止。至於在民間，則有人對於纏足提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例如李汝珍(約1763~1830)在其名著《鏡花緣》中，以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妃，而被強迫纏足的情形，反映女子承受的痛苦，從中也表達他反纏足的觀感與強烈的抨擊。除了李汝珍外，尚有袁枚(1716~1798)、俞正燮(1775~1840)等人，他們可謂是清末天足運動的先驅。清末天足運動的發起，主要是受到當時西方勢力的強大影響所致。簡言之，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顯露出清廷的實力已遠遠落後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諸國，而西方各國也逐漸摸清楚中國的實力，從此中國開始陷入悲慘的境地，民族自信心隨之一落千丈，原本自恃的一切，成為落後、野蠻、殘忍的象徵，而「小腳」也由原本美的象徵，而被視為是殘忍的代表。但對三寸金蓮負面的看法，並不是突然出現並立刻成為普遍共識，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推動與發展，且過程是曲折不斷。近代反對纏足的呼聲高漲，與來華的洋人有很大的關係。傳教士為早期主要推動者，雖然早期他們對於是否要革除為中國陋習之一的纏足，看法有所分歧。後來認為必須透過有組織、系統的推行，成效才易彰顯，因此成立戒纏足會，推行教會學校禁止纏足女性入學等。也有些西方婦女參與其中，著名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立德夫人(Mrs. Little)。他們也舉辦演講與編刊物來宣傳反纏足言論，並希望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梁啟超等人即受到影響，而反對纏足。至於在國內，清末由於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思考如何救國，而以康有維、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同時也思索如何革除中國缺點而使國家強大，推行天足運動，成為他們解決中國弊病的方法之一。在推行天足運動中，最重要的途徑，是要求男性不要娶小腳妻子，一旦纏足不再與婦女婚姻有利害關係，是更容易讓他人接受且實際不纏足。在來華西人與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中，甚至慈禧太后也曾下懿旨禁纏足，同時也有地方官員參與。但這些努力主要是點的發展，故成效仍屬有限。到了民國時期，不纏足運動才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才收到較大的成效，最後使得纏足風氣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廢除纏足不是一致性的，而是有區域的差別。基本上，天足運動是沿海地區接受度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上層階層高於下層民眾。另外，在推行的過程中，曾出現因太過急躁而造成民眾反彈，也傷害了纏足婦女的尊嚴。例如，當眾強迫脫下小腳婦女的弓鞋；也有官員趁機敲詐。另外，一旦緊纏的小腳，若要放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並不能立刻放足，否則疼痛難耐，造成更大傷害。但當時的官員並沒有注意到，而強迫婦女立刻放足，對纏足婦女的生理，又造成另一層傷害。再加上當「以天足為美」成為社會主流時，纏足被視為落伍，又造成纏足婦女的心理壓力。這些無法放纏的婦女，成為時代下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放足由原本全然受到排斥、到逐漸接受，甚至成為一股運動，到了民國30年代左右，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基本上中國已不再有人纏足。到了現今，據說在中國雲南仍可找到年歲已高的纏足婦女，成為中國金蓮風尚的見證。

17世紀左右，西方人來到中國時，對於當時中國的富庶與強大留下很深的印象，並對東方的一切產生新鮮、好奇、且崇拜。而這股中國風被西人商人引進西方，造成不小的風潮。當時來華的洋人對於中國婦女的小腳也感到十分有興趣，想一探究竟；但在當時纏足婦女大多待在家中，即使出門也不願以小腳示人，這使得西方人想看三寸金蓮十分困難，更增加西方人的好奇心，並對纏足產生一種神祕、奇特的東方想像。此外，早期西方人因為不易看到小腳，產生纏足婦女是神聖且貞潔的看法，進而認為纏足風俗是中國高尚、文明、道德的標誌。然而，對中國金蓮這樣的想像與觀點，隨著西方勢力強大、甚至打敗中國後，發生了改變。在清末，由於不平等條約的簽定，有更多的西方人更有機會進入中國。由於下層社會的婦女也有小腳，且不介意讓他人看到，大大增加西方人觀看金蓮的機會。再加上西方發明照像技術，使得更多西方人有更多機會看到中國的小腳。由於西方人的自信心增強，以及中國無力抵抗西方勢力，使得在清末時，西方人對中國的纏足觀感產生改變，視金蓮成為中國落後、腐敗、野蠻、醜陋的象徵，是重大陋習之一，甚至加以鄙視。

自1890年代起，西方女性的服飾流行曲線開始以強調「S 」型曲線的審美標準為主，為達到這種曲線效果，女性開始穿著硬挺的緊腰衣，隨著追求這種曲線的趨勢不斷發展，緊腰衣開始增加腰部的長度，來達到更完美的「S 」型曲線，這樣一來使得穿著緊腰衣時腰部更加束縛，女性活動更加不便，但為了追求時尚，這樣的緊腰衣仍風行一時。由於「S 」型曲線的發展，此時女性服裝的特點是裙撐架的流行消退與出現高緊的蕾絲領子，機能性不佳的「羊腿型袖子」又再度流行。這種強調「S 」型曲線的優雅服飾至1910年才逐漸緩和下來。

1206年鐵木真被推為大汗，號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1215年蒙古軍攻佔中都後，廢除中都之名，恢復燕京舊稱，1264年，忽必烈下詔將燕京改稱中都，府名仍為大興，”燕京”之名從此廢用，1271年，忽必烈正式建國號”大元”，次年2月改中都為大都，並定國都於此，1279年元滅南宋，統一中國，大都遂成為統一的中國之首都。金中都城是在唐幽州城、遼南京城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而元大都城則完全拋棄了舊的城基，在一片新拓的土地上建造起一座宏偉的城市。原因之ㄧ是因為中都城經過金末戰亂，宮殿城防遭到嚴重的破壞，1217年又發生大火災，加上中都蓮花河水系水量不足，不能滿足都城日常用水的需要，另選新址是為了找尋新的水源。最後選中了中都的東北郊作為新址，原因有三：1.此區是金朝宮苑太寧宮的舊址，環境優美；2.太寧宮內的瓊華島是中都一帶的”制高點”，在此處建城有”鎮壓”住前朝的用意；3.新城址可用西北山區的水源，與高梁河接通，引水入城，不僅可以滿足宮廷和居民用水，還解決了大都的漕運問題。主持大都設計規劃與施工的是劉秉忠。劉秉忠（1216-1274）在忽必烈取得汗位之前曾向他陳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的道理，對忽必烈產生極大的影響。元朝建立後，劉秉忠身居太保，對定國號、立朝儀官制、營建大都城池與宮殿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大都城於1267年正式興建，主要工程分為宮殿、城池、河道三項，初期主要進行宮殿建築，1274年大部分完工，然後修築城垣，1283年基本建成大城。現在，北京還保存幾段大都土城遺蹟，從馬甸到皇亭子一段殘垣是北城牆遺蹟，2003年在此建成”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北京歷史的發展，即使是歷經遼之陪都或是金的首都，其影響都未能涉及長江以南的地區，一直到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在此定都，北京才真正成為整個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這種地位從元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明清，並愈加鞏固。

在北京小平原上除了誕生董家林古城外，還在北京小平原的中心地區誕生了另一座城市－薊城，目前通過考古證實的是春秋戰國以來的薊城，此時的薊城已是燕國的都城，其方位一般認為是在今北京城區宣武門至和平門一線以南，即今北京城區西南部，因為自1956年以來，在這個區域中發現了200多座春秋、戰國至漢代的古陶井，陶井是用一節節陶質井圈套疊成圓筒狀，在井底還發現汲水的水罐等生活用品，水井密集表示此區居民很多，而居民大範圍集中在當時應只有在城市中才會存在。另外，1957年發現了一處以戰國文化為主的遺址，出土有饕餮紋半瓦當，此乃燕國宮殿建築常用的構件，以及另有出土十枚方折式”匽”字刀幣，這都為燕都薊城位於今北京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區域提供了證據。在春秋晚期特別是戰國時期，薊城已發展成為”天下名都”之ㄧ。【史記．貨殖列傳】所謂”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是對燕都薊城的地位與作用之恰當評價。可惜到秦滅燕時，薊城遭到破壞，但是後來由於此地軍事地位重要，所以在秦漢之時，城池又被修復起來。

閩菜由於靠海，所以有著眾多的魚類料理與點心製做法，福建的氣候又適合甘蔗的生長，使得蔗糖在福建較容易取得，讓閩菜的香甜滋味獨樹一格。近代又因為成為通商口岸，因而有許多西方的調理技術也跟著被閩菜所吸收。閩菜的共通特色，就是愛用海鮮，調味料的種類繁多，除了常見的蔥、薑、蒜等外，芥末、橘汁、沙茶等等，都是閩菜的調味料。菜餚口味香鮮、酸甜得宜、清鮮溫和。 閩菜又可細分福州、閩南、閩西三小系，福州菜以清淡為特色，湯鮮味美；閩南菜香甜，多用沾醬與佐料，台灣菜的前身。閩西則是較為鹹辣，與客家風味相近。烹法以溜、蒸、煨、炒、糟為主流。

清華大學的所在地於康熙擴建圓明園時被納為圓明園的一部份，稱為「熙春園」，道光年間分為熙春園和近春園，咸豐年間改名為「清華園」。1900年八國聯軍後，清朝簽訂庚子賠款，1909年美國退還賠款，成立留美的「清華學堂」，於1911年開學，1912年更名為清華學校，1925年設立大學部，1928年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大學內的園林眾多，其中以「水木清華」最吸引人，也是清華大學名稱的由來。清華是個”賠款學校”，是美國用中國庚子賠款餘額建立的，美國政府的本意是想在中國培養出一群”追隨美國的精神精神”的知識份子，而學校偏又建在被英法聯軍洗劫過的清華園和近春園。使得學生每天面對著被焚燬的斷壁殘垣，不禁感受到民族恥辱。因此”五四”時，清華學生聞一多貼出以雪恥為主題的岳飛【滿江紅】。清華是留美預備學校，學生受美國式教育，但在出國後卻深深感受到西方人對於黃種人的歧視，所以他們遠較其他大學的學生對於”民族恥辱”有更深刻的感受，因此改成大學後，如何獲得學術獨立便成為清華的主要目標。而現在清華大學在歷經九十多年的歷史變遷後，已成為具有”行勝於言”校風的中國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