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灣戰爭起因於伊拉克和科威特兩國間因領土、油權利益等糾紛，以及伊拉克對油償、租借布比揚島、瓦巴島談判的破裂。於是伊拉克於1990年8月2日揮軍十萬入侵科威特，兵力不足二萬及戰鬥機不到百架的科威特毫無招架之力，8月8日伊拉克完全侵占科威特，此舉引起許多國家關注。1990年，伊拉克總統海珊在會議上指責阿拉伯國家生產石油過量，導致油價低廉，使伊拉克在半年內蒙受約140億美元的損失。海珊更直指科威特違反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規定，過量輸出，造成油價下跌。故要求科威特拿出一百億美元作為油償並取消之前伊拉克所欠下的300億美元的債務，這不合理的要求使會議不歡而散。會議後一個月，伊拉克派遣副總統薩敦哈馬迪到科威特索錢，科威特表示沒有這麼多現金，伊拉克討債不成，遂轉以武力威脅，並從7月中開始在伊、科兩國邊境頻繁調集重兵。 伊拉克為排除外在勢力干擾，先後試探埃及與美國意見。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阿普里爾．格拉斯皮對海珊表示，「對阿拉伯內部的爭執如伊科之間的邊境爭執美國表示中立。這使海珊錯估形勢，誤以為美國允許他用武力解決問題。因為此次侵略行動可能會引起中東區域性的戰爭，甚至引發世界大戰，於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1990年11月29日通過678號決議案，要求伊拉克於1991年1月15日期限前撤出科威特。限期屆滿，伊拉克仍拒絕撤離科威特，聯合國宣佈以武力驅逐伊拉克。1991年1月17日淩晨3時，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約有30多萬人、1200輛飛架及1000多輛坦克，戰爭首日，多國部隊進行3次大規模空襲，投下約1.8公噸的炸藥，相當於一個半廣島原子彈的爆炸能量。歷經38天的空襲，到2月24日，多國部隊發動地面攻勢，對伊拉克開始實施毀滅性的「沙漠風暴」戰爭，3天後宣佈停火，歷經100小時地面作戰之後，伊拉克最後無條件投降，戰爭劃下休止符。

石窟藝術產生在古代印度。最初，它只是利用山間自然的洞窟作為佛教徒坐禪修持、集會及生活之用，後來，人們自己開山鑿洞，並開始在洞中設置佛像、佛塔、畫上壁畫。隨著佛教傳入中國，石窟藝術也一起傳入。莫高窟(甘肅省敦煌市)、雲岡石窟(山西省大同市)、龍門石窟(河南省洛陽市)為中國三大石窟，這些石窟藝術對於研究佛教史、繪畫、雕刻、建築、樂舞、服飾、東西文化交流等提供極為豐富的的資料。

1861年，貴州主教胡縛理獲得法國公使所發的“傳教護照”後，乘坐紫呢大轎，肩挂紫帶，頭戴方帽，盛設儀從，前呼後擁，前去拜會貴州巡撫何冠英及提督田興恕。但田興恕本來對洋人就十分不滿，藉口有事不予會見。胡縛理為了此事，很不高興，便向法國公使報告，希望能通過清朝皇帝施加壓力。此項行為激怒了田興恕，便三次派兵查抄教堂，趕走教徒。1861年端午節，貴州人們按傳統習慣，上街 “遊百病”。當百姓經過教堂時，四個教士出來驅趕人群，氣焰十分囂張。田興恕便派人將4名教士綁赴刑場斬首。史稱“貴陽教案”。教案發生後，法國要求懲處田興恕。這使得清廷兩面為難，既希望中外相安，又不想懲處屢屢立下戰功的田興恕。但法國對貴州官府殺害教士的行為無法諒解，堅持清廷嚴懲。最後清廷將田興恕及其幕僚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對貴州教會賠銀一萬兩千兩，並將田興恕所居住的公廨給胡縛理作為天主教堂，才得以結案。

土地公的信仰由來已久，在很久遠的上古時代，人們還沒有足夠的知識、能力與大自然對抗，對於未知的大自然有著敬畏和感謝的心情，一方面害怕山川之神或日月星辰的神明降災禍，另一方面，他們相信掌管土地的神明，可以控制農作物的豐收與歉收。所以為了表示對掌管土地神明的尊敬與感謝，因此祭拜土地神，祈求保佑耕作順利。人們把掌管土地的神明稱為「社」，在商、周時期是以「示」這個字當作「神」字使用，所以「社」這個字拆開來就是「示」和「土」，表示「土地的神」的意思，「社神」也就是中國的土地神。在古代，「社」除了表示土地神，也可用來表示祭祀的場所，祭祀場所會以立石或種樹表示，所以許多土地公廟旁都會種植大樹，甚至田在田裡頭會以石頭代替土地公。每當清明節掃墓的時候，總要先祭拜墓旁邊的「后土」，大家都將「后土」視為土地公。《史記》中記載：「湯以伐夏，祭告后土」，「武王以伐商，祭告后土」，可見夏商周時期，后土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國家有何大事都需祭祀告知后土。在其他許多古書中都有提到「后土」一詞，有的認為是人名，有的認為是神名，也有說成是官名，但不管怎麼說，「后土」都是與土地的崇拜或祭祀有關。「后土」既然是掌管土地之神，當人們面臨親人死亡要安葬造墓時，就必須在墓地的旁邊祭拜后土神，除了祈求后土神能允許在土地開工外，也希望后土神能幫忙守護這個墓地。

關於伊斯蘭婦女的面紗，有兩種對立觀點，有人認為面紗為伊斯蘭婦女受迫害的象徵，面紗使婦女與外在社會隔絕；另外有人說，不允許伊斯蘭婦女戴面紗是卻乏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是宗教迫害、種族歧視。1970年代後期興起於伊斯蘭世界的「重戴面紗」（Re-veiling）運動，重拾伊斯蘭傳統服裝的女性，代表了穆斯林對自身文化、宗教內涵的重新瞭解，也表達了強烈情感的文化選擇象徵，給予社會正面價值。「面紗」（Hijab）除了是宗教信仰上的表現外，也代表穆斯林社群與信仰上的認同。藉著重戴面紗的運動，扭轉了伊斯蘭婦女對「面紗」的原本看法，並注入更深的宗教信仰認同。穆斯林女性將面紗視為宗教信仰（甚至是民族意識）的象徵，也認同面紗的社會穆斯林女性重新戴上面紗後，與異教信仰者和不同族群有所區別，也代表了對宗教信仰的忠誠。然而重戴面紗之舉，在非伊斯蘭國家仍引起不少爭議，例如：在教室中是否可以戴面紗，在法國引發長達十年的爭論，而2005年2月，法國通過法令—禁止在公立學校佩帶明顯的宗教飾物，以維護政教分離的政體。而此法令是否會引起其他國家跟進，仍值得觀察。

進香是神靈與神靈之間的尊崇，白沙屯媽祖到北港進香主要是要「刈火」，也可稱「乞火」、「合火」。刈火儀式是由朝天宮的住持法師主持，法師要從朝天宮終年不滅的常明燈裡，掏引火苗到白沙屯拱天宮的火盆裡，這火苗的傳遞象徵媽祖的萬年香火流傳不絕，媽祖的靈氣可延伸傳布。儀式完成後，在北港民眾的歡送聲中，信徒們滿懷興奮感激的心情踏上歸程，再回到白沙屯。在進香回來的第二天，白沙屯媽祖會舉行遶境遊庄，祈求確保地方平安，等12天後的開爐儀式完後，村民吃湯圓表示進香的圓滿順利。白沙屯媽祖的進香的活動，一向以媽祖旨意為依歸，從起駕、出發、進火、回鑾時辰，都是以擲筊來決定。每年進香沒有排定行程表，行程路線、歇宿地點都飄忽不定，完全由白沙屯媽的神意在前引領。每每到岔路，大家總是屏息以待，肩扛神轎的「勇字輩」便會停下來感受鑾轎的晃動，再確定行進方向。媽祖所到之處，炮聲隆隆，家家戶戶擺桌祭拜，甚至準備數十串鞭炮齊放，熱情叫喚著媽祖，希望祂能到家裡停轎休息，受到祝福。

日治時期，基隆地區因工商發達，也連帶地刺激了宗教大事─中元祭典的擴大。基隆工商業的發達，與煤礦的開採和基隆港的築港帶來的龐大商機和人口遷入有關。日治之前，基隆為一漁村發展遲緩，日人領臺初期人口僅為7000多人，但基隆港進行築港工事後，加上市區改正的實施，伴隨著港市發展人口遂逐年增加，1905年人口增加一倍為14000人，尤其是煤礦和水產業更加發達後，因為貿易的增長人口也跟著激增。當時商業活動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外貨批發商，多為日人所經營；一為貨品零售商，多由臺人經營，產業則以工、礦和水產業為主，以工業的產值最高，漁業和煤礦則是基隆的兩大特色產業。日治時期商業團體之所以與宗教密切結合，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景氣佳，有錢資助宗教活動，藉著參與之便，不僅可以打響商家知名度，還可藉機宣傳商品。另一方面，有人氣就會聚集買氣，趁著宗教活動時的人潮，順便發筆小財，這也是日治時期基隆的中元祭典如此蓬勃興盛之故。當時基隆地區參加中元祭典陣頭遊行的隊伍，除了傳統的寺廟子弟陣出團，或主普、贊普外，市區各商號也會盛情參與，不僅會在陣頭、鏽旗或行頭上極盡奢靡，還有廣告宣傳，跟各種噱頭，主辦單位有時為求祭典豐富有趣，甚至會舉辦陣頭比賽，讓參加者更加瘋狂投入陣頭競賽。如《臺灣日日新報》上所報導，負責陣頭的爐主要出陣之前，都會事先向各郊行團體鼓吹贊助，希望能夠錦上添花更勝以往，從報導中也可以看到參家陣頭的商家，有東瀛郊及本島人運送店團、水產仲賣團、商船組、郵船組、市場魚菜商等，利用藝棚長閣及新鮮有趣之廣告想出奇致勝。參加宗教慶典的另一個目的，當然是可以藉機打廣告，宣傳自己的產品，例如，臺北麥酒會社即裝飾自動車三台參加遶境，沿途灑一千張麥酒引換卷(啤酒兌換卷)，每張可兌換麥酒(啤酒)一瓶，除了助興之外，還可以宣傳自家的產品。在當時，日人對於臺灣人對民間賽會之極度鋪張奢靡，往往不以為然，在許多場合都宣導迎神賽會的節約或儉樸，且因中元普渡有礙衛生，消耗鉅費，常有廢止中元普渡，或是力勸各主普及柱首節省爐費的言論，只是對於臺人來說似乎效果不大。甚至1921年由臺灣知識份子創立的臺灣文化協會，因標榜「謀臺灣文化向上」，而對臺灣傳統宗教活動和迎神賽會大加批評，認為那是迷信的產物，認為因神明祭典而大加鋪張，是奢侈浪費的行為，且拜拜時供奉的祭品，因烈日高度曝曬而衛生堪慮，但都無法影響臺灣人對迎神賽會、祭典普渡的愛好。

康熙對天主教並非全面禁絕，而是必須領有傳教執照才能繼續在中國傳教，以便能夠控制傳教士的活動以及監督他們的傳教內容。但有一些傳教士拒絕申請，寧願以非公開的方式傳教。雍正即位後，因傳教士介入皇位之爭，對傳教士不滿，仍予以嚴禁。1724年(雍正2年)雍正諭令信奉天主教的中國人放棄信仰，否則處以極刑，並限西洋教士半年內離華，前往澳門。當時全國有教堂300餘間，自此以後，大部分改?公廨或倉庫等。雍正在位期間，只有北京的天主堂保持傳教活動，其餘各省的傳教活動均屬非法，傳教士只能秘密進入中國傳教。乾隆即位後，雖准許傳教士供奉朝廷，但對傳教活動嚴加取締，1757年（乾隆22年）並下令嚴查各海口，禁止外人自由通行。嘉慶皇帝亦堅持禁教，於1805年5月制訂取締天主教章程十條，嚴諭官員執行。禁教期間，基督教在中國並沒有絕跡，傳教活動仍在暗中進行。中國籍傳教士，打扮成商人，到各地傳教。西方傳教士則儘量打扮成中國人的樣子，以避人耳目。例如打扮成病人，每天以茶洗面，使顏色黧黃﹔休息時，則以被褥蒙首，面壁而臥；並靠著中國教友幫忙，暗地接送傳教士，長期暗藏或供養被追捕的神父。在江南地區傳教者，如1745年(乾隆10年)，義大利談方濟神父（Franciscus de Attimis）在黃安多神父（Antonius Josephus Henriquez）的幫忙下，利用河道，白天蟄伏在教友的船艙，晚上才登陸活動，施行聖事，天明即散。

利瑪竇，字西泰。1552年生於義大利，1583年來到中國，1601年進入北京，之後的10年，利瑪竇憑藉其精湛的數學、天文知識和宗教熱忱，結交士大夫，努力融入中國社會之中。利瑪竇不但通曉中文，而且熟讀五經，擅常用儒家的經典來解釋基督教教理。其豐富的學識和無礙的辯才令人佩服。在中國知識份子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流。此種傳教模式，被其他相繼來華的耶穌會士採用，使耶穌會在中西文化、教育、宗教等的交流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利瑪竇精於數學及地理，懂得製作天體儀和地球儀，並常製作日晷贈與中國官員。為了能順利將天主教向中國傳播，利瑪竇認為應該從中國的上層階級著手，因此努力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廣泛的與士大夫交遊，並且認同中國人的祭祖等傳統風俗。他肯定中國人是一個崇尚自然理性的民族，認為儒家思想並沒有和基督教義理有相衝突的地方。他透過向中國的士大夫介紹西方自然科學與思維方式來傳教。1609年，利瑪竇創立「天主教聖母會」。他除了向受洗者講說天主教義理外，也繼續研究中國文學、史學與經典。後來，他在北京籌建了一座大教堂，親自監工，不辭勞苦。1610年，利氏病逝，享年57歲。明廷為了表示哀悼，賜予葬地，可見利氏在明帝心目中的地位。

現代埃及首都位於尼羅河三角洲頂點的開羅，位於非洲東北角與亞洲的西南角。西與利比亞為鄰，南與蘇丹交界，東臨紅海並與巴勒斯坦接壤，北臨地中海，國土面積100.2萬平方公里。埃及國土形狀接近方形，尼羅河河岸谷地約20至30公里寬，屬於狹長的耕地，河谷東邊為阿拉伯沙漠(Arabian Desert)，西邊是利比亞沙漠(Libyan Des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