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末年，中國大亂，匈奴漸漸侵入河南地。到了楚漢相爭時，匈奴有一位雄主崛起──冒頓單于。冒頓擁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征服了北亞三十餘國，又南侵奪回河南地以及中國西北若干關塞。前202年的西漢初，漢高祖親率大軍攻擊冒頓單于，在白登（今山西大同東北）被其30餘萬騎兵圍困七晝夜。僥倖脫困後，開始與匈奴和親，維持彼此和平。其後的文、景諸帝也是沿用和親政策以休養生息。到武帝時，漢朝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元朔二年(前127年)派衛青占領河套地區，前121年派霍去病奪取富庶的河西走廊，前119年衛、霍分東西兩路進攻漠北。霍去病擊匈奴至今蒙古國境內狼居胥山，衛青東路掃平匈奴王庭。右賢王率領四萬餘人投歸漢朝，單于及左賢王逃走。漢朝在東部聯合烏桓，西部以和親及通商的方式聯合西域諸國，壓縮匈奴的空間。前73年，漢與烏孫聯兵20萬進攻匈奴，直搗右谷蠡王庭。前57年匈奴分裂，郅支單于獲勝據漠北，呼韓邪單于在前51年南下投靠漢朝。後來郅支單于率部眾退至中亞康居（今巴爾喀什湖與鹹海之間，即阿富汗、烏茲別克、哈薩克一帶），呼韓邪單于占據漠北王庭。前36年，為了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影響，甘延壽、陳湯遠征康居的匈奴，擊殺郅支單于。前33年呼韓邪單于娶漢宮女王昭君，與漢建立更親密關係。漢武帝連年攻擊匈奴，雙方都付出極大的代價。對於匈奴而言，首先是人口的損失：在多次的戰爭之中，匈奴的人口減少了大半。其次是牲畜的損失：匈奴人以放牧為主，牲畜是他們的財產。戰時匈奴牲畜有為漢軍虜獲的；另外漢軍深入窮追，匈奴牛馬疲於奔避，普遍發生流產的現象。最後是領土的損失：匈奴首先失去河南和河西兩個大好的牧場，勢力被迫向東退縮，更與烏桓等族為敵。西方一向臣屬匈奴的西域諸國，也為漢勢力所深入。因此匈奴的版圖不但大為削減，同時又多方受敵，遂在武帝死後有了恢復和親之意。漢武帝對於匈奴的攻擊雖然相當成功，但是每次戰爭所耗費的資產往往無法估計。此外，武帝為了截斷匈奴的外援，對於朝鮮、西域以及西南蠻夷的控制也相當重視。如此多方面的戰爭消耗，將漢初以來六十多年積累的財富揮霍殆盡，國庫為之空虛，因此在武帝死後，昭帝改變策略與匈奴和親。西漢宣帝時，匈奴稱臣於漢。王莽時，因為改易匈奴單于的印信而激起叛變，邊禍再啟。東漢光武帝時，匈奴內部為爭奪單于之位而分裂。建武二十四年（48），日逐王比自立，亦號「呼韓邪單于」，率眾降漢，與北方的蒲奴單于相攻，自此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單于與北匈奴交戰失利，漢遂遷徙其部眾到五原、雲中一帶，並派兵加以保護。和帝時，南匈奴欲趁北匈奴內亂併吞之，因而請漢廷出兵攻擊。永元元年（89），竇憲大破北匈奴於稽落山（今蒙古杭愛山附近），並於燕然山勒石記功而返。永元三年，竇憲再遣部將伐北匈奴，破於金微山（今蒙古阿爾泰山），北單于遁逃。此後北匈奴僅剩殘餘部落寇擾西域，南匈奴則更加用心事漢。漢廷北邊，自此獲得長期安定。有史家推測北單于的蹤跡：先到今中亞細亞會合諸部，其後日益強大乃向西方擴張。五世紀中葉橫行於歐洲的匈族（Huns）「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據說便是北單于的後裔。

由於唐室不言「夷夏之防」，對外國文化的輸入採取放任的態度，因此域外文化在中國境內得以自由發展而不受排斥。自漢通西域以來，西域諸國特有的音樂、技藝便源源不絕地輸入中國，及至唐代，胡樂更為流行，甚至朝廷若干典禮所用的音樂，亦以胡曲為尚。胡食（葡萄酒、燒餅、蔗糖）和胡服也風靡於當時的貴族仕女之間。技藝方面如擊鞠（又名波羅球，類似今之馬球）、繩技等；舞蹈方面如拓枝舞、胡旋舞等，深受唐人愛好，皆自西域傳來，由此可以想見唐人生活的胡化程度。此外，唐室也任用胡人為節度使，掌管一地的軍政大權，唐玄宗時營州雜胡安祿山為平盧、范陽、河東三大邊鎮的節度使；突厥人哥舒翰任河西節度使；高麗人高仙芝任安西節度使等。唐室連重要的軍防交給外族人之外，在「安史之亂」後，也引進了李克用等沙陀人來平定唐朝中後期的內亂。可見唐朝不嚴所謂「夷夏之防」，這些外族也在與漢族生活之下，再度成為新的一個中華民族的支脈。

明朝永曆十五年（西元1661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金門島東面的料羅灣，鄭成功率領著二萬五千人的軍隊登上了近四百艘戰船，浩浩蕩蕩往澎湖前進，三月二十四日抵達澎湖，等到軍隊在澎湖整裝完畢，便迅速的在四月一日繼續東進台灣。鄭成功的軍隊在強風巨浪中向東南方的台灣航行，終於在四月二日的黎明，高掛著鄭字旗幟的數百艘軍艦，在濛濛的大霧中，悄悄來到鹿耳門外港，於北線尾島外的海邊下錨。中午過後不久，鹿耳門潮水開始大漲，原本淺水的水道慢慢變成寬闊的航道，又在順風的吹送下，船行如飛，戰船趁勢湧進鹿耳門水道，進入台江內海。此時船隊已分成三批，一批留在北線尾外海原處，另二批陸續魚貫進入鹿耳門海口，散布在台江南北兩面和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之間。 傍晚，鄭成功的軍隊衝過荷軍防線，先在赤嵌樓以北的禾寮港(約在今台南市忠義路靠成功路附近)登陸，接著進占赤崁，直逼普羅文西城。四月六日，普羅文西城的荷蘭守將萬倫坦棄城投降，鄭荷雙方的戰鬥暫告一段落。短短五天，鄭軍便攻陷了戰力薄弱的普羅文西城，迫使荷蘭人全數退守在隔著台江水域、位在普羅文西城對岸的熱蘭遮城，雙方進入了長期的對峙交戰狀態。守在熱蘭遮城的荷蘭人，先派出使者與鄭成功談判，鄭成功\要求荷蘭人退出台灣，而荷蘭人並不願意，只願意增加每年給鄭成功的貢品，所以談判破裂，雙方繼續對峙。西元1662年一月，鄭成功下令發動總攻擊，攻擊結束後，荷蘭守軍僅剩六百人，荷軍作戰士氣低落，鄭成功又派人去勸服荷蘭人投降，台灣荷蘭長官揆一在衡量情況後，同意有條件投降。

明永曆15年12月22日（西元1662年2月10日），鄭成功與在台的荷蘭人簽訂和約，其內容大致有以下重點：雙方即時放棄前嫌，化除敵意；荷蘭國應將熱蘭遮城堡及一切物資和金錢等屬於東印度公司的財產，全部移交給國姓爺；荷人可將一切私人動產經檢查後帶走；荷蘭人自台灣至巴達維亞城途中所需的糧食、日用品、自衛用槍彈火藥等，經報備後可以裝船帶走；荷人因候船滯留陸地期間，所需的糧食和日常用品，鄭氏軍民以合理價格供應，並不得隨意闖入熱蘭遮城或荷蘭人居所。鄭荷雙方和約共有18條，詳細看其合約內容，讓人充分感受到鄭成功對荷蘭人的寬大胸懷，讓荷蘭人很有尊嚴的離開台灣。和約經鄭成功和荷蘭長官揆一核准後生效，鄭成功終於將荷蘭人驅逐出台灣，總計荷蘭人自明朝天啟4年（西元1624年）至永曆15年12月（西元1662年2月）為止，總共統治台灣38年。

古人常將中國、中州用作中原的同義語。一般認為，古代中原係指黃河中下游，華夏族集中分佈的區域，中心是古豫州。隨著華夏民族的大融合，以及華夏文化或周文化的擴展而擴大。居住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文化較先進的華夏族自視文明，自稱中國，以別於四夷。一些夏、商時期尚屬夷蠻戎狄的周邊地區，隨著成康之世的分封，華夏文化的傳播，也納入中原文化區。實際上，兩周時期的中原地區除了今河南省外，主要還包括陝西、山西、河北、山東等省的部分地區。考古研究顯示，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種植水稻。信史時代的商、周，文獻中都有農耕方式的記載，而古籍中也經常提到周代有井田制度。夏商周王朝的稅收來源是廣大的農民，「士農工商，國之四民」一詞，顯現中國對於農民地位的重視。春秋戰國土地私有制度的形成以及鐵製農具的使用，使得中國的農業更上一層樓。中國農業的進步，促成了糧食與人口的增加。這些都是中國可以形成一個大帝國的條件。漢族始於黃帝時代，歷經夏、商、周三代，春秋戰國，秦漢時期逐漸形成，至今已有約5000年（一說4700年）的文明史。漢族的族源以華夏民族為主，而漢族之名則自漢朝開始。漢族為主體的中國長期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文化價值，另外兼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響。佛教源起印度，漢代傳入中國，至魏晉南北朝興盛；道教則是本土形成的宗教。此外，也有少數漢族人口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等宗教。現在的中國民族是經過多次民族融合冶煉而成，大抵分為幾個時期：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宋元、明清。隨著戰亂及外患結束，所謂的外族也漸漸地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份。

北亞游牧民族的經濟生活主要建立在「逐水草而遷徙」的草原游牧制上。這種草原游牧與牧場畜牧制不同，既不栽培牧草，也不儲備乾草以待乾旱或雪寒，卻高度仰賴自然，順應季節的循環而輾轉於夏季和冬天的牧地之間。這種草原游牧經濟的特色之一，是對自然變化──尤其雨量的多寡──極為敏感，草地對牲畜的包容力隨著氣候而增減。《史記》說天災使匈奴「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絕非誇大之詞。因而游牧民族可能在短期間喪失原有的生活資源，必須另闢蹊徑謀生。據中國部分史籍記載，匈奴人是夏朝的遺民。《山海經?大荒北經》稱犬戎與夏人同祖，皆出於黃帝。《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史記索隱》引張晏的解釋說夏的後裔淳維，在商朝時逃到北邊，子孫繁衍成了匈奴。另有一說認?，移居北地的夏之後裔，是夏桀的兒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帶著父親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即是中國所稱的匈奴。部分學者根據《史記》記載的後半段文字，認?匈奴原是山戎、獫狁、葷粥。王國維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把匈奴名稱的演變作了系統的概括，認?商朝時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時的獫狁，春秋時的戎、狄，戰國時的胡，都是後世所謂的匈奴。又有一說把鬼戎、義渠、燕京、餘無、樓煩、大荔等史籍中所見之異民族，統稱?匈奴。還有人認?匈奴與先秦時期的北方少數民族不可混?一談，匈奴應是西方草原的一個游牧民族，秦始皇之前還未游牧至中國北部。上述看法，在近現代學者中並未取得統一。由於匈奴的起源問題不能解決，匈奴的族屬和語系也都成?懸案。中國直至漢初冒頓單于以後，對於匈奴內部才有大致的瞭解。《史記˙匈奴列傳》便明確描寫匈奴的政治階級：在單于下面分別設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稱賢者為「屠耆」，因此稱太子為左屠耆王。這些大臣都是世襲制。

牡丹社事件是台灣發展史上的轉折點，在這之前清政府對台灣一直採取封山禁海的消極治理政策，在這之後，清政府開始認識到台灣海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開始重視台灣的建設。日軍侵台之後，清政府首先任命沈葆楨為駐台欽差大臣，開始了解牡丹社事件發展的狀態以及尋求解決的方式，事件告一段落之後，沈葆楨上了一篇萬言建議奏章，建議清政府在台灣增設新的行政區，重視台灣防務，並推展台灣的建設。 清政府接受沈葆楨的建議，開始積極推展台灣的海防建設、並推行一連串開發台灣的政策，例如首先廢除中國渡台耕墾的禁令，並在廈門、汕頭及香港等地設招墾局，由官方提供船費、口糧，招募閩粵人民渡台耕墾。此外，販賣鐵、竹兩項也一律弛禁。而開山撫「番」、台灣行政區域重新劃分等措施，也都是為了因應新的台灣局勢而所推行的政策。清政府這些新的改革政策都為台灣發展注入新活力，也讓台灣煥然一新。

五胡於晉惠帝末期爆發大規模叛亂，十餘年後更據有整個北方。從西元304年匈奴劉淵稱王起，下至西元439年北魏統一北方止，在這一百三十六年間，他們陸續在北方建立了十幾個國家，與長江以南的漢族政權互相對峙。史家把這段時間在中原地區所建立的國家，統稱為「十六國」。這些國家大多為胡族所建，漢人建立者僅三國。十六國本身不但經常相互攻伐，其中若干國並與南方的晉發生過多次戰爭。北方氐族建立的國家前秦，其國主苻堅愛好儒學，繼位後興修學校，表彰節行，並委政於漢人王猛。王猛富於韜略，為政明肅，勸農講武，因此國勢大盛。其後苻堅統一北方，乃於西元383年大舉伐晉，爆發了「淝水之戰」。當時東晉舉國震恐，唯有宰相謝安力持鎮定。結果東晉大獲全勝，北方又再一次陷入分裂。東晉雖然偏處長江以南，但也有許多有志之士，立志光復故土，如祖逖、桓溫、劉裕等都曾數次北伐。他們雖多次攻滅北方國家，但卻因為東晉朝廷對將領的不信任和文臣武將之間的隔閡，功敗垂成。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於淝水戰後崛起，國勢日強。西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燾終於成功統一北方。北魏一面利用武力控制北方，一面大膽採用「以漢制漢」的策略，並勵行漢化政策。但因孝文帝激烈的漢化政策，導致族內的反彈，引發「六鎮之亂」，終於在534年分裂為東魏與西魏。東魏(534年-550年)一直由鮮卑化權臣高歡所控制，建都鄴城(今屬河北省)。東魏時期，國內土地兼併問題嚴重，民族矛盾尖銳，因此屢敗於西魏。550年，高歡之子高洋篡魏自立，國號齊。西魏(535年-557年)由鮮卑族權臣宇文泰所控制，建都長安，與高歡的東魏對峙。西魏在宇文泰的努力下，經濟逐漸恢復。557年，西魏被宇文泰子宇文覺所篡，國號周。577年，北周滅北齊，統一華北。581年，楊堅?北周，改國號隋。至此北方的爭亂告一段落，開啟隋唐的盛世。

西門町原是片台北西門城外的荒郊野地，在清領時期是墳場，俗稱「亡仔埔」。日本人進駐之後將這片地區劃分為日人宿舍區，大量移民。1922年，日本人廢掉了原有的街庄名改用日式町名，台北市被劃分為六十四町，「西門町」之名正式出現。之後在規畫建設下，陸續建立各式店鋪、日式住宅，西門町才日漸繁榮，由於西門町早期荒塚纍纍，日本人便建了八角紅樓商場（即現今紅樓）來驅鬼鎮邪。日本人也稱呼「電影院」為「常設活動寫真館」。當時，台北三家龍頭電影院「芳乃亭」、「世界館」、「新世界館」皆座落於西門町。三○年代，「第一劇場」、「國際館」、「大世界館」與「臺灣劇場」相繼開幕，加上隔年「芳明館」及「公會堂」落成，密集的電影院使得西門町一帶成為全台著名的電影街。二次大戰期間，台北城遭受美軍重轟炸機空襲，總督府及其他重要建築均遭重創，但是奇蹟似的，電影院竟然都毫髮無損，因此戰爭一結束，電影院便立刻開張營業。之後不論電影業興盛或衰頹，西門町始終扮演著重要的關鍵角色。

由於國外農產品的大量傾銷，農產貿易逆差急速增加，農業生產持續衰退，農業發展遭受嚴重打擊，農村社會經濟面臨崩潰的危機，引發全體農民自力救濟運動，農民接連不斷上街遊行抗議，要求政府解決農民所遭遇的困境。於是，1982年政府又推行「加強基層建設提高農民所得方案」、「培育八萬農業大軍」、「發展精緻農業」等多項措施，但因執行不力，效果不彰。在國際農產貿易自由化的衝擊下，大量的外國產品，特別是美國的大宗穀物大量傾銷，並要求與我國簽訂「中華食米外銷協定」，以限制台灣稻米的外銷市場，加上國人消費習慣的改變，使得農業政策受到嚴重的考驗。於是，從1984年實施「稻田轉作」的措施，甚至鼓勵休耕，後又面臨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以致又要犧牲農業，來照顧整個經濟利益，甚至政治利益。農業是國家經濟基本的產業，社會安定的基石，近五十年來，台灣農業在政府的政策領導、農業工作人員的努力、與農民的辛勤工作下，已具相當良好的基礎。現階段雖然國內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農業產值比重相對降低，但整個經濟中，仍扮演絕對重要的角色，對於國人重要糧食、保持生態平衡、促進農村安定和諧及維護農家優良生活方式，永遠維持著重大的貢獻。1990年代是「脫胎換骨」的年代，我國逐漸由「高所得的社會」走向「高品質的社會」，農業建設隨著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的實施，逐漸脫胎換骨，加速升級，轉變為高品質、高效率與精緻化、企業化的產業，以面對二十一世紀的農業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