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場近代化的路線之爭，雙方的主張都有一定的堅強理由。戊戌政變後，雖然立憲派遭到挫敗，但仍然取得較多數國人的支持。尤其是在日俄戰爭後，日本獲勝的事實被視為是君主立憲戰勝皇帝專制的鐵證，又因為清廷下詔進行預備立憲，使得中國在這一段期間仍然是以君主立憲為政治路線的主流，革命派仍未取得多數人的支持。但隨著時勢的變遷，庚子拳亂、皇族內閣等一連串事件讓多數人認清清廷並無改革的誠意和能力，革命派最後成為清末政治運動的主流。

為了農業灌溉，埃及人很早就有水利灌溉的設施，在尼羅河上修建水利設施。定期的氾濫帶來的固定獲利，也造成了埃及社會發展的複雜化。

對於來臺的日本人子弟，臺灣總督府考慮周全，依據日本國內的小學校令及中學校令，專為日籍的學齡兒童設置小學校、中學校等，施以與日本國內相同之教育內容，更著重於數理的學習，俾便其回國接受高等教育，照顧無微不至。在臺日人的教育品質，並未因為身在臺灣而受到影響。1898年，日人將國語傳習所改制為六年制『公學校』，鼓勵臺灣人子弟進入公學校就學。公學校學習的課目有別於日人小學校的課程，主要著重於『國語』的教學。當臺日人共學制尚未實施前，絕大多數臺灣人子弟只能上公學校。原住民教育有別於漢人教育，設置蕃人公學校及蕃童教育所。蕃人公學校主要招收學齡兒童，1914年頒佈『蕃人公學校規則』，明訂修業年限只有四年，較一般公學校更短，課程和教材也迥異於一般公學校。蕃童教育所主要教育失學及幼齡的兒童，教育原住民日語及新知，改善衛生習慣及思想文化。教育機關借旅遊來增廣原住民的見聞，進而服從日人的統治。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推動『皇民化教育』，毅然廢除公學校漢文科；1943年，實施義務教育。初等教育設施為臺灣總督府貫徹同化政策的主要機關。透過義務教育的規範，強迫兒童識字，提升就學率，灌輸皇國民精神，造就出具有日本意識的臺灣人。

中國的長城最初作為軍事建築，主要用來抵禦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最早的長城建於春秋戰國時代，最早是為防止匈奴入侵而建，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歷朝歷代都有對長城做過修復工作，而大規模修築長城的最後一代是明朝，主要是用來防備蒙古和女真等外族入侵，明代長城才是我們今日見到的萬里長城。居庸關－萬里長城西起甘肅嘉峪關，東至鴨綠江邊。居庸關是萬里長城上最負盛名的雄關之一。居庸關位於北京西北約60公里，南俯京師，北拒塞外，自古即為北京西北的重要屏障。居庸關兩側高山聳立，中間一條峽谷，縱深約20公里，俗稱“關溝”。居庸關關城即設於溝的正中。居庸關建築於太行山脈和燕山山脈的交會處，為北京與北方的門戶。居庸之名，始於春秋戰國時期，《呂氏春秋》中有“天下九塞，居庸其一”的記載。居庸設關始於漢代，但只是居庸縣和軍都縣兩縣之間的關口，還不是長城上的關口。據長城專家考証，居庸關修築長城是自北魏才開始的，到北齊天保六年（公元555年）自幽州北的夏口（今南口）至恆州（今山西大同）修了長900多里的長城，後來又從這裡往東修至山海關。這時居庸關才和長城有了聯繫，成為長城上的一處重要關口。

當時的中國還是世界海上貿易的中心。當時海路分為兩個方向。一是往東北亞的航線，二是往南洋、印度洋的航線。東北亞的航線在中唐以後有所轉變，日人不再從朝鮮渡渤海到山東，改由日本南方島嶼橫渡東海至長江口。更多的日本使節與商旅來到江南，使中國東南沿海港口更加興盛。而往南洋、印度洋的航線，此時波斯商人與興起的阿拉伯商人，正活躍於南海、印度洋，往來中國貿易。於是，中國成為世界海上貿易的輻輳點。

1896年5月，成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以培養公學校師資及實業人才。國語學校下設兩部：國語部及師範部，曾增設實業部，但不久即告廢除。1919年，國語學校改制為臺北師範學校，並陸續增設臺南、臺中、臺北第二師範學校。師範教育扮演培育師資及精英塑造的搖籃。總督府有鑑於中等教育以實用性為主，故首重臺灣地區環境衛生的改革，決議在臺培育醫療人才。1899年成立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為日治時期臺灣醫學教育的開端。「臺灣教育令」頒佈之後，醫學校升格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1928年併入臺北帝國大學，改名為附屬醫學專門部，1936年增設醫學部。為了配合開發殖民地臺灣的需求，殖民地當局特別重視職業教育。職業學校負責培育及拓展實業所需要的人才。當然，這些人才必須具備應有知識及相關技能。總督府先後設立農業實驗場，糖業、林業、工業等講習所，數十所農業、工業及商業學校，更在各地設置職業補習學校。總督府不僅著重於一般性男子教育，更顧及女子教育、蕃童教育（原住民教育）、特殊教育（殘障族群）等。專為女性設立三年制的女子普通學校（中等教育）、高等女學校等，為原住民設立蕃童教育所、蕃人公學校；更為肢體障礙者設計盲啞學校，供殘障者就讀。這些教育可說是前所未有的變革，近代化教育制度徹底在臺灣生根及發展。

在清廷朝野眾多的議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弛禁，一派主張嚴禁。弛禁論以太常寺少卿言午乃濟為代表，他曾在廣東為官，對當地鴉片貿易情形相當熟悉，他的弛禁論觀點為嚴刑峻法並不足以遏止走私與吸食，要防範銀漏的方法為：第一，將鴉片徵收重稅進口。第二，販賣鴉片所得之銀不准帶回，只允以貨易貨。第三，允同民間販賣吸食鴉片，但官吏、士人及兵丁不得吸食。第四，准可中國內地種植鴉片。然而弛禁的方法並沒有達到防止銀漏的目的，鴉片進口沒有絲毫減少的現象，於是痛下猛藥的嚴禁論繼之而起。首先主張嚴禁論的代表人物為鴻臚寺卿黃爵滋，他斷然提出以重刑懲治吸煙者，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主張以一年為期，限令吸食者戒除，如不戒除，處以死刑，並以五家為單位，知情不報者治罪。如有官吏吸食，除本人處死刑外，子孫不得應考。各地督撫紛紛呼應嚴禁的措施，其中以湖廣總督林則徐態度最為堅定，他認為「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此番說詞使道光皇帝痛下決心禁煙，道光十八年（1839），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執行禁煙工作。

在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除了遍佈全台各地的傳統產業外，高雄加工出口區的創設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早期台灣對外的輸出、工業的成長幾乎都是由高雄加工出口區開始的。第一階段：從民國55年一直到75年，工業發展一年的平均成長率都在20％以上。第二階段：從民國75年後，加工出口區進入轉型蛻變期，業務擴大到國外，有一部份勞力密集的產業到國外投資，在國外亦很有成就 。

先用二兩綠茶茶葉置於擂缽中，以擂棍磨擂之(請看圖片示範一)、(示範二)，擂時加少許冷開水，以潤滑而好擂，再放入黑芝麻及白芝麻，繼續擂，待擂至茶葉、芝麻都成糊狀後加入花生，繼續擂，直到花生全不擂散了，再加入香菜或九層塔或雞頭刺等一種配料青菜後，繼續擂至全部擂成茶漿即可。全部擂製過程約需15分鐘以上，因為在擂茶過程中，須使用雙手力量持續，常會汗流浹背，由其初學者，更因力量不知均衡控制常擂了兩三分鐘就頻頻休息了，因此老手知道如何控制力道，所以不用換手，即可一氣呵成。因此；擂茶就可達到運動健身的功能。在研擂過程中，會有擂棍成分也同時磨入擂砵中，因此擂棍要求一定要用可食性樹材，如芭樂樹、油茶樹所製的原因和目的，因擂棍成分與擂茶及其他配料一同食下，正發揮『擂茶』的效果。擂棍為研製擂茶的不二之法。研擂好的茶漿，約沖泡1500cc開水，如要鹹食則可加入適量鹽。正統擂茶則以鹹食為主。如此一鍋又香又濃又保健的擂茶茶湯已大功告成了。如要甜食可加入適量糖。

每年的春夏季節，正是蘭嶼達悟族原住民捕捉「阿里捧捧」的季節，也是達悟族人最忙碌的時候。所謂「阿里捧捧」，是原住民達悟族語「飛魚」的意思。飛魚，是一種體型呈流線狀的魚，在每年的春夏季節間，隨著潮流，大量湧向蘭嶼近海。入夜後，「阿里捧捧」的呼叫聲，隨著海風，此起彼落。達悟族原住民划舟操槳出海捕捉，樂不可支！在達悟族人的神話中，曾經提到這麼一個關於飛魚種類以及食用方式的故事。話說很久很久以前，在達悟族人開始與海洋親近之初時，在某一次的偶然機緣下，一群沿著海邊尋找食物的族人，在無意間發現了長了翅膀的飛魚，於是，大夥兒便共同圍捕這些飛魚。從未見過飛魚的達悟族人，便將這些飛魚與其他的魚、蝦、貝類等食材共同煮食，結果，卻有部分族人在食用過飛魚後，開始染上怪病。更奇怪的是，連飛魚群也開始有魚群染上怪病。於是，飛魚群中的頭目－黑翅飛魚，便透過托夢的方式要達悟族長老前往海邊，並告訴他怪病是如何發生、以及要如何預防怪病的發生。同時，還透過不同種類飛魚的現身，來讓他知道飛魚的種類、捕撈季節、禁忌、捕捉儀式以及不同的捕捉及食用方法。自古以來，達悟族原住民即將飛魚視為是上天所賜予的美食，因此，在捕捉時，充滿了神秘的禁忌，在達悟族人傳統的習俗中，每年在捕捉飛魚之前，必須要舉行「飛魚祈禱祭」：(一)飛魚招魚祭： 在每年二?三月舉行，意在召請飛魚，祈求漁獲豐碩。依照以前的慣例，大都在舊曆年前後，由紅頭村首先舉行招魚儀式。當天清晨，族裡的男子由長老帶領至海邊，以手指沾雞血塗在海邊的卵石，向海面呼喊「飛魚回來哦!」各船的船主則戴上銀盔、金片;面向海面祈求今年的飛魚飛回到船上來。之後，船主拾了五個卵石回到船主屋前的曬魚架，放在曬魚桿及四個支架下面，並搖晃著，象徵魚架上因掛滿了飛魚而搖晃，有祈求豐收的意義。(二)飛魚收藏祭：在六?七月舉行，表示飛魚汛期已結束，曬乾儲存以備冬季時食用。 結束捕飛魚的當天，村民將今年捕獲的大魚尾巴(通常是鮪魚)穿串吊掛在海邊，表示飛魚季節已經結束，從那天起，不再捕抓飛魚，改抓其他的食用魚。(三)飛魚終食祭：在每年的中秋節以後，停止食用飛魚。並將未食的飛魚丟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