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壽大師(西元904－975年)，唐末五代十國時僧人。其佛學思想主張結合禪宗「不立文字、明心見性」與淨土宗「往生西方」的修行方法，並且力主會通諸宗教義。他的主張對中國佛教發展帶來極大的影響，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19世紀(清末)西方勢力進入中國，除了將船堅炮利帶入中國，同時也傳入西方的知識、技術、娛樂、服裝時尚……從沿海城市吹入偏遠內陸。自1843年開埠以來，上海因地利之便，成為當時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在接收西洋的資訊上十分容易。隨著時間發展，當地人由於看到、接觸新事物的機會增加，對於許多非中國的事物習以為常，對洋兒意的接受度漸較其它地區為高。當中國的天足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時，上海的時尚女性拋棄了精巧玲瓏的金蓮，許多天足女子改穿來自西方的舶來品－高跟鞋。在20世紀初時，上海的女子仍被要求纏足；但大約經過10年左右，這種情形已產生很大改變。20年代時，雖然當時女性身上的穿著仍十分中式，但腳上已是足蹬高跟鞋。到30年代，上海女子流行燙著好萊塢的捲髮，西式洋裝也廣為當地女性接受，另外旗袍是另一項女性流行服飾，當時甚至有人穿上3寸高的高跟鞋。而這些情形皆可從當時的畫報等一窺究竟。在民初的一些畫報、雜誌中，看到畫中女子腳上常穿的鞋子是高跟鞋，或許多少可反映出此時高跟鞋成為上海姑娘出席許多場合的重要配件。而在現代社會，大多認為在正式的場合中，女性腳蹬高跟鞋是種美、是禮儀的表現，雖然不確定這種觀念從何產生，但這或許是因在纏足風尚衰退後，原本的傳統弓蓮不復流行，此時西方的高跟鞋又傳入中國，在哈洋的風潮下，使得中國女性開始流行穿高跟鞋，並漸成為美麗、摩登與端莊的象徵，一直流傳到現在。當女性開始習慣穿高跟鞋，並視其為新潮、進步的象徵時，卻忽略了高跟鞋其時對女性的健康是個潛在的殺手，尤其愈高跟的鞋子愈是容易造成傷害，導致背部和膝蓋的病變。然而，當現代社會中大多數人，似乎較重視的是穿上高跟鞋有種搖曳生姿的美，甚至喜愛穿愈高跟的鞋子，即使高跟鞋造成腳部的疲累也樂此不疲，是否可視為是繼三寸金蓮後，對中國女性的另一種束縛呢？

西元一九五○年代，官方單位成立「臺灣歌仔戲改進會」，要以創作型劇本與施行導演制度「改良」歌仔戲。西元一九五二年又成立「臺灣省地方戲劇協進會」，執行辦理每年度地方戲劇比賽，擬定准演或禁演的歌仔戲劇目，除整理舊有劇本，也徵求反共抗俄與富有教育意義的新編劇本。這些新編劇本，經過協進會審核後，便分送給各劇團演出，只是這些主題富含教化觀點的劇本，不論內容、身段、行頭道具，大都是以京劇為模擬對象，各劇團能採用的部分有限。所以歌仔戲劇團只有參加官方舉辦的「地方戲劇比賽」時，才會演出協會提供的劇本，平時在民間演出若照「標準劇本」，一般觀眾無法接受。因此官方所施行的規定，對於民間劇團的效果不大。在日治時期雖有歌仔戲劇團進入內臺劇院演出，但劇團數量不多，劇團仍以野臺演出為主；不過，戰後這情形有很大改變，許多歌仔戲劇團紛紛進入商業劇場演出內臺戲，演出野臺戲的劇團數量反而較少。劇團在戲院演出的檔期為十天一個檔期，所以固定以十天為一個段落，結束後劇團馬上趕往下一個劇場，戲班主與戲院老闆採取三七分帳。不過，有些受到觀眾歡迎的劇團，可能會在一地連演十天以上。此時期的內臺歌仔戲是延續日治時期的演出方式，包括夜戲演出前加演一段京戲、使用機關佈景、軟式佈幕，以及各種千奇百怪的噱頭吸引觀眾。在演出內容上，多演出「胡撇仔戲」，意即演員穿著日本和服、手拿武士刀，或是佩帶左輪手槍等，非古裝戲服的裝扮演出，而且戲劇內容走「奇情武俠愛情倫理」路線，有別於傳統上教忠教孝的歷史故事。音樂改為大量使用西洋音樂，曲調除改唱流行歌曲，如【青春嶺】、【滿山春色】等以外，由於閩南「都馬劇團」來臺，「都馬調」的日益盛行，也豐富歌仔戲的曲調。

南北朝到唐代是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時代，綢的設計非朝國際化和多元化。南北朝的「胡王錦」是最早出現聯珠紋圖案的出土絲綢，受到拜占庭文化及波斯文化影響。唐朝在絲綢生產技術上產生革命性的發展，緯線提花織造技術取代經線提花技術，染纈、絞纈、夾纈與印花技術也是唐代的特色。

明華園最早的團長為陳明吉，1912年出生於屏東縣車城鄉，曾經加入九甲戲班，西元1930年，陳明吉與戲院老板蔡炳華共組劇團，稱為「明華歌劇團」。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為管制戲劇，成立「臺灣演劇協會」，當時獲准演出的劇團之一包括「明華歌劇團」。戰後，「明華歌劇團」更名為「明華園」。西元1962年，臺視開播，影響到內臺歌仔戲的生態，許多劇團只好散班或往野臺發展。「明華園」原本堅持在內臺演出，後來仍決定轉戰外臺。外臺的生活較為刻苦，演員大都以戲臺為住處，在哪裡演出便以哪裡為家，之後「明華園」成員才在屏東縣潮州安定。西元1982年，「明華園」以《父子情深》獲全國戲劇比賽冠軍，以及最佳團體演技獎，最佳編劇獎（陳勝國）、最佳小生獎（陳昭香），打響了「明華園」的知名度。進而有機會在隔年，進入國父紀念館演出《父子情深》與《濟公活佛》，建立「明華園」口碑。西元1997年，陳明吉去世後，「明華園」便分為八團，以「天、地、玄、黃、日、月、星、辰」，由八個子女各自掌理，各房之妻、兒女、媳婦為基本成員，團長陳勝福的「地字團」為公演團，每當有大型公演，各團便分配人力支援「地字團」。其他各團活動地區分散在中南部。「明華園」是家族劇團，陳明吉共育有八子，這些第二代成員都是現今「明華園」的支柱，陳家媳婦也大都是歌仔戲演員，三媳孫翠鳳原本不是職業歌仔戲演員，嫁到陳家後才開始學戲。陳家老大是陳明吉的養子名叫郭南海，為後場全才；老二陳勝典與父親陳明吉感情最深厚；老三陳勝國是明華園的導演及編劇高手，老四陳勝福是明華園團長，他為明華園開拓許多演出機會，舉凡工地秀、醫院、監獄、大專院校、社教館、國家劇院表演等，企圖打響明華園知名度，而針對明華園內部則採用管理概念，佈景、道具、戲服都以電腦化管理；且調整演員薪資，又要求演員要守時練功排戲，讓明華園劇團具有現代化管理的面貌；老五陳勝在是當家丑角，他所演出的角色往往成為戲劇中的重要靈活人物。老六陳勝發是公關高手，對外的應酬都交給他。老七是陳勝順，美術是他的專業，所以團裡的佈景都靠他修護，文場樂器也很擅長，是明華園的藝術總監。「明華園」曾經遠征北京、法國、日本演出，讓臺灣歌仔戲之美散播到其他國家，身為臺灣人除了感到榮耀外，也要多多支持歌仔戲團的演出！

農曆五月十三日是霞海城隍聖誕的日子，當天早上，來自各地的香客便擠滿了狹窄的廟埕，而各種的陣頭、神轎和花車則聚集在城隍廟的週邊，等完成城隍爺的祝禱儀式後，大約過了中午後，便開始進行遶境。首先由霞海城隍廟的頭旗開始，接著是花車、旗陣、鼓陣、神將團、七爺、八爺等等陣頭，遶境遊行的隊伍浩浩蕩蕩，綿延數里，並在鑼鼓嗩吶和鞭炮聲夾雜中，表演各種精采的民俗技藝，場面熱鬧無比。這些陣頭主要是由各個北管軒社和金獅團所共同組成的，出巡的神將則以范將軍和謝將軍，以及文判和武判等等，而范、謝將軍的裝扮也不同於「暗訪」時的裝扮，右手改持黑雞毛扇或是白鵝毛扇，左手則拿著手絹，身上沒有背包袱和雨傘，手裏也不拿釘棍或鎖鍊。在城隍爺的部將身上，通常都掛著一長串的「鹹光餅」，據說吃了這種餅，可以延年益壽、保佑平安，因此有許多信徒會向這些神將們求取「鹹光餅」。遊行隊伍所經過的街道兩旁，居民都會擺設香案和祭品，手持清香虔誠膜拜，希望城隍爺能夠保佑一家大小平安順利。早期在城隍爺神轎後，通常會有人頭戴紙製的枷鎖，隨著城隍爺繞境，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現在已沒有這種情形。遊行隊伍最後會來到主辦祭典的爐主家門前，慶賀城隍聖誕後，整個遶境活動才算結束。晚上則會舉行放煙火活動，煙火在天空中爆開，顏色璀璨亮麗，場面十分壯觀。

人工樟腦於1803年由德國藥劑師kindt 發明，發現以松脂製成的松節油可以提煉出類似樟腦的產品；德國公司嘗試量產後，1813年正式投入國際市場舞台，可惜因品質不佳，銷路不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品質終於改善，也漸次獲得各消費國喜愛，在國際市場佔有率節節上升，開始對臺灣的天然樟腦產生威脅。除了德國以外，之後，義大利、法國、美國與日本也相繼投入製造人工樟腦的市場。人工樟腦的原料來自松樹，松樹成長速度快，且分佈面積遠較樟樹廣，故人工樟腦成本遠較天然樟腦來的低。

樟樹提煉出來的樟腦具醫療效果，中醫用來治療霍亂、疹癬、風濕，西醫利用來做強心針、治皮膚病和神經衰弱症。其他尚可成為香料、防腐劑等，也是賽路珞的重要原料

葡萄牙人控制了印度與東南亞的貿易活動後，進一步向東方發展，1516年，葡萄牙商船來到中國廣東，這是歐洲商船頭一次來到中國。但是由於交涉不得要領，貿易活動最後失敗。葡萄牙著眼於與中國貿易的龐大利潤，轉而採取討好中國的方式，幫助中國清剿海盜，最後獲得廣東南方海上的一座小島澳門，做為葡萄牙商人所租借的貿易據點。後來葡萄牙人更進而在澳門殖民經營，澳門成為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一部份。

近年來各國際商港運量逐年大幅成長，高雄港仍暫居世界第三大港，並在世界海運市場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話雖如此，高雄港的未來發展，仍是充滿挑戰。根據統計資料顯示，高雄港的世界排名雖然沒有改變，但是高雄港的貿易成長幅度，卻是排名前二十個國家中的第十四名，其國際競爭力，不免令人感到擔憂。此外，有學者指出亞太地區將是二十一世紀經貿發展的重心，我國政府為趕上這股經濟潮流，同時提升高雄港的國際競爭力，於是制定亞太營運中心的政策及全球運籌管理中心之計畫，希望將高雄港建設成為亞太海運轉運中心。在亞太地區，除了新加坡和香港外，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國家的興起，都是高雄港未來的強勁競爭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