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留學生對於那個時代有很大的影響，在他們有意或無意間，對中國思想發生了啟蒙作用。就思想啟蒙而論，對近代中國思想影響最大的，在1890-1900年代當推嚴復，在1910-1930年代當推魯迅和胡適，1940-1960年代胡適獨領風騷。嚴復、魯迅、胡適都是從思想解放的角度啟迪人心，不像曾國藩、李鴻章著重器物的改變，也不像康有為、梁啟超著重制度的改變，更不像孫中山、毛澤東要把人的思想從一個牢籠放入另外一個牢籠。若以五四運動為例，這個運動是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反思中國傳統文化，追隨「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探索強國之路的思想文化運動。而在其中較為活躍的是留日學生、留美學生和留法學生。但由於各自內部的構成不同，身處留學國度的文化影響有別，其在五四運動中的表現就有所區別。一般來講，留日學生人數多，在五四運動中是主力，又頗為激進。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中國留日學生有一種政治的使命感，特別是遇到與中日交涉相關的事情。和留日生相比，五四時期的留美學生比較注重和平改革與基礎文化的重建。這一方面與美國提倡科學、民主的文化有關，一方面也與1915年由「二十一條」引起的留美學生的爭論中，穩健派佔上風有一定的關係。留歐生和五四運動關連較多的是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不像留日生激烈地從事遊行示威，也不似留美生全力投身新文化的建設，而是以新的理念去召喚一種新的政治走向。留法學生主要是從「勞工神聖」的角度與階級「溫和的革命」兩個面向試圖為政治領域注入新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