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武力鼎盛，不僅在於中央軍制的得體，也由於適時地調整地方軍制，因應不同的局勢，所以在開疆拓土之際，又能克服守成不易的困難。在唐初地方軍事制度，形式上承襲著魏晉以來的都督制(後改稱總管)，但其職權被削減甚多，無法直接指揮軍隊，僅能監督地方軍務而已。然而隨著帝國領土的快速擴張，不但刺激了週遭民族武裝反抗，也加重了邊區軍務的負擔。為了有效駕馭週遭民族，及時處理邊區的軍務，從太宗朝起，唐室便在邊境先後設立了六大都護府，委任重臣出掌當地防務，並賦予與外族交涉的權力。這種做法即是試圖透過權力下放、縮短決策時間的方式，來替中央朝廷解決邊境事務上的困難。到了高宗、武后主政期間，隨著外族勢力的增強，邊境軍務更加難以執行，權力下放的趨勢尤為明顯。唐室為求便捷，地方都督常加節度的職稱，取「節制調度」之名，使他們在軍權之外兼領地方民政，得以因地制宜、便宜行事。因此節度使除了原有軍事職權外，還擁有地方上監察、人事、司法、財政等職權，可謂集地方軍政大權於一身，儼然成為地方上實質的最高長官。到了玄宗天寶年間，節度使數量擴增，全國各地共設有十節度使，每一節度使統領二萬到十萬不等的軍隊，合計超過四十九萬的軍力，已是十二萬中央禁軍的數倍之多，形成外重內輕的局面。由於這些節度使權傾一方、位高職重，朝廷最初對出任節度的人選也分外慎重。早期唐室對於邊帥的選擇，多由皇帝、宰相的親信出任，而且採取「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的原則。所以邊帥一立功名之後，便解除其兵權，招入朝中為相，因而不會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機。但玄宗後期，權相李林甫為了長久把持朝中權柄，建議皇帝以胡人擔任邊帥，以杜絕過往「出將入相」的現象。這些胡人自小生長於邊境，在朝中無黨無援，無法憑立軍功入朝為相，自然不會威脅李林甫在朝中獨霸的地位。這項建議被皇帝採行後，邊境上的節度使便由像安祿山、哥舒翰等非漢人所出任，往往一任十數年不移。既然在仕途上他們沒有向上晉升的希望，這些邊帥在他們任所之處，積極培植私人的勢力，埋下了日後大叛亂的導火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