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警事件發生後，由於民眾的支持、同情，反而造成一股聲勢，台灣各地民眾自動夾道歡送因事件而入監服刑的菁英份子，場面十分感人。據指出，當蔡惠如從清水家中到台中入監，從火車站一出來，沿街百姓們燃放鞭炮，並且高呼萬歲，儘管台中警察署長騎著馬還拿著鞭子驅趕民眾，但民眾散而復聚，一直跟到監獄門口，「治警事件」－這個在政界與法界諸多辯論的案件，反激起台灣民眾關心政治的熱潮，使民氣更加旺盛。再者，相對於十年前日本當局對西來庵事件的殘酷鎮壓，這個判決結果簡直是微不足道，也確認了「體制內合法抗爭」的可行性。經過這場「法庭鬥爭」之後，「受難者」成為人民心中反抗政府權威的英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行動的「正當性」，或者對於一般人民來講更重要的「安全性」，已大大提高，以致參與的人數激增，甚至鼓舞更多的台灣人投入社會或政治運動，如1925年二林蔗農組合發動的抗爭，開啟台灣近代農民運動之先河。蔣渭水、蔡培火等人服刑期滿出獄後，不但繼續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更配合台灣文化協會的進行文化啟蒙運動，台灣的社會運動因而漸入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