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因而漸趨富強，利用強盛的國力，逐步廢除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狀態；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軍事力量也快速強化，明治維新成功的證明體現於兩場戰役的勝利：1894年的中日戰爭以及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分別擊敗昔日強盛的兩個大國－滿清與俄國，使西方列強開始注意這個來自東方島嶼的民族，已經成為亞洲強國；福澤諭吉提出「脫亞入歐」論，也成為日本人民信賴的根本理論。以下是《脫亞論》的全文中譯：「隨著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來，西洋文明之風逐日東漸。其所到之處，就連青草和空氣也被此風所披靡。大致說來，雖說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沒有多大不同，但他們的舉動在古代較為遲鈍，而今天變得活躍起來，無非是利用交通這個利器的緣故。對於東方國家的當務之急來說，此文明的東漸之勢十分強勁，如果下定決心來阻止它的話，這樣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觀察當今世界的現狀，就會發現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與時俱進，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嘗文明的苦樂，除此之外別無選擇。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樣。眼下東京的麻疹最初是從西部的長崎地方向東傳播，並隨著春暖的氣候逐漸蔓延開來。此時即便是痛恨該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禦它的話，又有可行的手段嗎？我確信沒有這樣的手段。純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勢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當前不但不應阻止文明，反而應盡力幫助文明的蔓延，讓國民儘快沐浴文明的風氣，這才是智者之所為。西洋近代文明進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間的開國為開端，雖然國民漸漸明白應該採用西洋文明，氣氛也逐漸活躍起來，但在通往進步的大道上，卻橫臥著一個守舊衰老的政府（這裏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譯者注）。應該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話，文明是絕對進不來的，因為近代文明與日本的陳規舊套勢不兩立。而要擺脫陳規舊套的話，政府也同時不得不廢滅。如果試圖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國的獨立也不能保證，因為世界文明的喧鬧，不允許一個東洋孤島在此獨睡。對此，我們日本的有識之士，基於“國家為重”、“政府為輕”的大義，又幸運地依靠帝室的神聖尊嚴（這裏的帝室指天皇──譯者注），斷然推翻舊政府，建立新政府。國內無論朝野，一切都採用西洋近代文明，不僅要脫去日本的陳規舊習，而且還要在整個亞細亞洲中開創出一個新的格局。其關鍵所在，唯“脫亞”二字。雖然我日本之國位於亞細亞東部，但國民的精神已經開始脫離亞細亞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這裏的支那指中國──譯者注），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自古以來受亞細亞式的政教風俗所薰陶，這與我日本國並無不同。也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也許是儘管大家都處於同樣的政教風俗之中，但在遺傳教育方面卻有不盡相同之處。日、支、韓三國相對而言，與日本相比，支國與韓國的相似之處更為接近。這兩個國家一樣，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都不思改進之道。在當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對文明的事物不見不聞是不可能的。但僅僅耳目的見聞還不足以打動人心，因為留戀陳規舊習之情是千古不變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異的交鋒場上論及教育之事，就要談到儒教主義。學校的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以我來看，這兩個國家在今日文明東漸的風潮之際，連它們自己的獨立都維持不了。當然如果出現下述的情況的話，又另當別論。這就是：這兩個國家出現有識志士，首先帶頭推進國事的進步，就像我國的維新一樣，對其政府實行重大改革，籌畫舉國大計，率先進行政治變革，同時使人心煥然一新。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那麼毫無疑問，從現在開始不出數年他們將會亡國，其國土將被世界文明諸國所分割。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樣流行的文明開化時，支、韓兩國違背傳染的天然規律，為了躲避傳染，硬是把自己關閉在一個房間裏，閉塞空氣的流通。雖說經常用“唇齒相依”來比喻鄰國間的相互幫助，但現在的支那、朝鮮對於我日本卻沒有絲毫的幫助。不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來看，由於三國地理相接，常常把這三國同樣看待。因此對支、韓的批評，也就等價於對我日本的批評。假如支那、朝鮮政府的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假如支那、朝鮮的知識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陰陽五行的國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恥，日本人的俠義就會因此被掩蓋；假如朝鮮國對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會被推測也是同樣的沒有人性。如此事例，不勝枚舉。打個比方，屋院相鄰的村莊內的一群人，在他們出現無法無天的愚行而且殘酷無情的時候，即使這個村莊裏偶爾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會被他人的醜行所淹沒。和這個例子一樣，支、韓兩國的影響已成為既成的事實，間接地對我外交產生了障礙，這樣的事情實際上並不少，可以說這是我日本國的一大不幸。既然如此，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維新初期，由於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會地位大幅下降；而隨著俸祿漸次縮減，武士的經濟上保障也被削弱，導致武士對明治新政府的不滿，接二連三地發生武力抗爭。維新功臣西鄉隆盛以鹿兒島縣為中心，於1877年所發動的西南戰爭，是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戰役。戰敗之後，殘餘的士族成員轉入地下活動，與板垣退助所主導的「民選議院設立運動」結合，透過「自由民權運動」的開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對勢力。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公佈，成為亞洲第一部成文憲法；1890年，日本帝國議會正式開始運作。日本留洋知識份子，如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戶稻造等人返國後，介紹西方文化與典章制度進入日本，許多現代化事物亦開始大量引進，「文明開化」的浪潮逐漸形成，對於原本傳統而保守的日本社會造成很大的影響。不只物質需求與生活習慣上出現西化的現象，在教育系統與社會組織的廣泛推行下，思想與觀念上也逐漸傾向現代化（例如：守時、衛生等概念與西式禮儀）；文藝上的影響也很顯著，特別是現代文學與歐式建築，在今天日本許多地方，仍然可見當時留下來的歐式建築。雖然明治政府銳意改革，但整體而言，較為偏重促使國家強盛的結果，也遺留了許多問題：如天皇權力過大、出身藩地的有權有勢者長期掌控國政，形成勢力龐大的「藩閥政治」體系、土地兼併依然嚴重、新興財閥壟斷市場經濟等現象。這些負面問題與日後發生並累積的一些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相互影響，直接或間接地促使日本走上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