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開始發展各種的觀光建設。清領時期台灣的旅遊活動僅限於個人式的冒險經驗，日治時期，觀光旅遊活動變成一種制度化的休閒活動。在清領時期，我們可以見到一些記述台灣風土民情的遊記，像是郁永河《裨海遊記》、黃淑璥《台海使槎錄》等，但這些作品大多屬於個人式的探險記錄或史地雜記，並非具有現代意識的旅遊、興趣及休閒概念。交通建設改變台灣的時空關係。例如1900年彰化士紳吳德功花了四天從彰化步行到新竹，但從新竹搭火車到台北「辰發午即至」，只花了半天。各地往來方便後，旅遊才得以發展。1927年日本民俗學者柳田國南指出，外出的「旅」已經由痛苦的意義轉變成為享樂的「旅行」。台南名醫吳新榮經常與妻兒到珊瑚潭渡週末，他「每逢遇到困難的時候，都計畫一個小旅行，以獲得可以沈思的時間。」林獻堂更常有海外旅行，1927年由基隆搭乘日本郵輪環遊歐美，1932年與夫人楊水心遊香港，1933年遊澎湖，1936年參加台灣民報考察團遊歷廈門、福州、汕頭、廣東、上海，1940年遊川奈、伊冬、湯河等溫泉。士紳名人更經常以考察、視察、訪學等名義進行團體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