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河之功能，除具連繫北方政治、軍事重心和南方經濟重心外，每年糧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官軍十二萬一千五百餘人（天順元年始定制）與商船往來其間，不僅南方四百萬石漕米和絲綢等其它物質轉運至北京和北方；而且北方之棉花等土產也大量被帶回南方。如此，漕河乃成為溝通南北經濟之大動脈。江北運道兩岸之通州、德州（山東德縣）、臨清（山東臨清）、東昌（山東聊城）、濟寧（山東濟寧）、徐州、淮安、揚州等地乃興起眾多的工商業城鎮。各地繁榮情況如下：通州之張家灣（州南十五里），「南北水路要會……官船、客船駢集，最稱繁盛」。漷縣（河北通縣南四十里）之河西務（縣東北三十里），「商民攬集，舟航輻輳之地，……兩岸旅店叢集，居積百貨，為京東第一鎮。」恩縣（河北恩縣）之鄭家鎮（縣西南二十五里），「臨河，居民繁盛，商業輳集。」德州，「俯要衝地，當舟車會浮梁，……人民屋室稠，商賈語音異」臨清，「帆檣如林，百貨山積」，「緞店三十三座，……布店七十三座，……雜貨店，……四十一家」東阿（山東東阿）之安平鎮（縣西六十里），「民之夾渠而居者，以數千計，四方之工賈駢至，齊之魚鹽，魯之棗粟，吳越之織文纂組，閩廣之果布奇珍，……以數百計，則河濟之間一都會矣。」汶上（山東汶上）之柳林、南旺、開河、袁家口等四市，「帆檣雲集，人跡星羅。」沛縣（江蘇沛縣）之沙河鎮（縣西北六十里），「南北孔道，民居稠密。」桃源（江蘇泗陽），「地居衝要，舟車冠蓋。」山陽（江蘇山陽）之西湖嘴市，「運河東岸，舟楫停埠，商賈聚集。」江都（江蘇江都）之瓜洲，「擁有大江，引吳會飛輓，萬貨紛集，居民悉為牙儈。」儀真（江蘇儀徵），「地衝貨集，商旅並湊，故其民，操贏者服賈，握籌者駔儈，土曠而殖貨，罔事農業。」上述都是依靠運道而繁榮起來的城市。朝廷鑒於商船往來河上如織，為充裕中央財源，及抑制通貨膨脹，宣德四年（一四二九）乃於運道上商旅輳集之地，置七座鈔關，即漷縣、臨清、濟寧、徐州、淮安、揚州和南京（此後則有增廢），徵收船鈔稅。稅額之多寡按船隻之載貨量及船程而訂，過一關（即甲關至乙關）每百料納鈔一百貫；直航南、北兩京間，每百料則納五百貫。每年鈔關總稅額，以萬曆四年（一五七六）為例，計有二千九百十七一萬文（值銀二十三萬四千兩）。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以後，軍事費用增加，及大興土木，朝廷財政日感困難，乃遣榷稅者四出收括稅課。鈔關一項，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增至三十二萬五千兩；天啟元年（一六二一）達五十萬兩。故漕河不僅促進沿河工商業城鎮興起，亦是朝廷財稅重要來源之一。原先運河的作用僅限於皇宮朝廷的後勤補給線，老白姓也因此稱之為「貢河」或「運糧河」，對沿線經濟的影響並不大。但是從北宋開始到明清時代，在中國東部地區行成了以運河為軸心，長達1800公里的運河經濟帶，並成為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宋末以後，社會生產力提高，江南農村自給有餘，以紡織業為主的手工業也發展成小規模作坊的型態，專業化、商品化的市場經濟區域逐漸擴張，對運輸的要求與日俱增。為了增加財政稅收，統治者開始容許商船航行，也容許官船（即漕船）捎帶一定比例的土產在沿途交易，其比例逐年增大。因此，這條「貢河」，很快變成一條促進商品流通的運輸大動脈。而因為這條運輸通道的便利，更進一步地促進沿線的商品生產。如在運河的南端的蘇松地區，其以絲棉紡織品為主的手工業產品供應範圍已不限於朝廷，而是向全國來販售，生產規模擴大，明代松江地區的人們便很自豪地說：「松之所產，衣被天下」。明、清兩代，運河的年運輸總量估計約在4000萬擔左右，這在當時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了。由此可看出運河經濟帶的繁華程度和在國家商品經濟中所佔份量。沿運河出現的一系列城市，有些至今仍是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古代中國的人民大部分沿黃河和長江兩大水系生活，因相距遙遠，加上自然地理條件和發展先後不同，相互之間在性格、風俗、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異，運河的最大貢獻是在這兩大水系之間架設了一條南北通道。南北各地的人們利用這條通道頻繁交往，相互了解和學習，最終導致融合、進步。例如江南特有的玲瓏、雅致，小橋流水園林建築，搬到了北京秀麗的頤和園和圓明園，與粗獷、豪放、莊重的宮廷建築分庭爭艷，甚至同園相輝。拱橋寶塔等建築沿運河兩岸，隨處可見並不斷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