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e117.jpg (2085 個位元組)

煬帝即位之始,曾一度以「高祖禁網深刻」為名,更定新律,以行「寬政」相標榜。但他好大喜功,荒淫無度,徵役繁興,課稅百端;加之猾吏侵漁,令百姓不堪命,更使文帝末年本已尖銳的社會矛盾更加激化。

當國內叛亂四起時,煬帝則完全步其父之後塵,「更立嚴刑,敕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大業九年又詔:「為盜者,籍沒其家」,並且恢復了轘裂、梟首、罪及九族等早已明令廢止的刑罰。楊玄感起兵失敗,煬帝對裴蘊指示嚴懲,故而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死者大半,流徙者六千餘人,此外,對楊玄感在洛陽開倉賑濟過的百姓,「凡受米者,皆阬之於都城之南」。煬帝的暴行,使隋初建立的封建法制破壞殆盡,一下離心,君臣相叛,終至天下大潰。故而唐修新律時,採《開皇律》而不採《大業律》。